文 | 陈皮子安
美国作家爱伦·坡在两百多年前写过一个关于瘟疫的恐怖小说，叫《红死魔的面具》。
小说中，一种叫“红死病”的疾病肆虐全国，病人死状恐怖。
亲王为了逃避瘟疫，叫上一千绅士淑女到一个城堡中躲避。
他们纵情歌舞，纸醉金迷，整日开舞会，把瘟疫忘到了九霄云外。
结果，在一次舞会上，一个带着红死病病人模样面具的人突然出现在人群中。
所有人吓得魂飞魄散，当有人鼓起勇气接近他的时候却发现它根本不是戴着面具，而就是红死病本身。
最后所有人无一幸存，“红死魔一统天下”。
这篇小说之所以让人看得毛骨悚然，就在于它将瘟疫与人之间的种种张力调到最大。
从始至终，爱伦·坡没有描写任何一个人染病的情形，却用欢乐的气氛让人感受到了最强烈的恐惧。
爱伦·坡《红死魔面具》在1919年版的插画，图片来源：wikipedia
人天然地恐惧瘟疫，天然地想逃避，但历史告诉我们，越是恐惧，越是逃避，就会在瘟疫面前输的越彻底。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讽刺、荒诞。
三年的疫情一定让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知的恐惧
与其说人类恐惧瘟疫，不如说人类恐惧的是未知。
在历史上，人类经历瘟疫的时候，大多数不知道该瘟疫具体是什么疾病，如何传播，致死率多少，多久可能结束。
是无知，造就了恐惧。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写到雅典当时的瘟疫。
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阵营对战时期，雅典紧闭城门，城市中的尸体成为疾病流行的温床，加之卫生条件不好，造成了大流行。
雅典的领袖人物伯里克利也染疫而死，这让雅典人彻底崩溃了。
17世纪油画中描绘的雅典大瘟疫，图片来源：Wikipedia
修昔底德认为，由于瘟疫只在雅典和其盟友间传播，却不在斯巴达传播，导致雅典人的人心涣散，怀疑自己是否还受到神的庇护，从而最终战败。
对瘟疫的无知、束手无策造成了恐惧，恐惧转为自我怀疑和颓丧，乃至让一个文明崩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实在是反复上演。
大航海时期，欧洲人来到美洲，将欧亚大陆上流行了几千年的各种疾病一股脑带给了美洲原住民。
当时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正值全盛时期，人口数千万，却因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疾病几近灭绝，十室九空。
灭绝美洲人的并不是欧洲人的枪炮、钢铁，而主要是疾病，还有，就是对疾病的恐惧。
美洲原住民当时看到各类疾病都只在自己人身上流行，却无法杀死欧洲人，他们的信仰便崩塌了，以为神不再庇佑自己。
于是，他们没有信心再抵抗欧洲人，他们的帝国也灰飞烟灭了。
美洲人当时不知道的是，瘟疫也曾让欧洲人信仰崩塌，文明倾覆。
就在大航海之前不久，蒙古人把瘟疫带到了欧洲，引起了史上最大的一次瘟疫，欧洲人给这次瘟疫取了一个恐怖的名字：黑死病。
当时的欧洲处于中世纪末，没有理性、科学的精神，也没有现代化的卫生体系，更没有人文关怀。
黑死病如梦魇一般造访欧洲的每个村落，人们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亲手烧掉自己的房屋以防止疾病传播。
火和信仰成为欧洲人唯一还相信的东西。
但是，当黑死病杀死欧洲一半左右人口之后，欧洲人的信仰也近乎崩塌了。
画家勃鲁盖尔的代表作《死神的胜利》描绘了瘟疫到来时的场景，图片来源：Wikipedia
对宗教的怀疑起源于这一次大瘟疫，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在当时，欧洲人以为被上帝抛弃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太好遭受的报应。
犹太人由于过去始终被隔离在欧洲人之外，加之生活习惯比较讲卫生，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没有大规模染病。
没想到，这却成了欧洲人迫害犹太人的理由，他们指责犹太人就是疾病的传播者，对他们进行迫害。
对疾病的无知，在过去数千年造就了太多悲剧，有太多荒诞的事情发生。
直到18世纪以后，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那种集体恐惧感才逐渐被驱散。
“消灭”病菌
从相信瘟疫是神对人的惩罚，到认为瘟疫是一种病，人类用了上千年。
中世纪的欧洲人甚至相信，麻风病是与精神上的不洁净有关。
即便将瘟疫视作病菌，人类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其规律。
欧洲黑死病流行时期，有些人以为这些疾病是靠尸体散发的气味传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疾病是无缘无故从无机物种产生出来的。
1862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根据鹅颈瓶实验证明，细菌不会凭空产生。
巴斯德后来制作了狂犬病疫苗，此前半个世纪的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找到了对抗天花的牛痘疫苗。这两位医生至少挽救了上亿人类。
巴斯德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图片来源：Ohio Capital Journal
1854年，另一位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通过调查，发现霍乱利用水源传播，而不是像过去人以为的通过空气传播。他福尔摩斯式的调查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即流行病学。他也被人们称为“流行病学之父”。
正是在这以后（19世纪末），人们才得以对瘟疫有了全新的认识。
第一，人类得知瘟疫只是一种流行病，实际上就是某一种微生物，即细菌（当时人类还不知道有病毒）。
第二，这种病菌要传播，必须依靠某种媒介，通常是水或者空气。
第三，想要对抗它，需要隔离，以及研制疫苗或制造药物。
这些今天看来的常识，在那个年代却是最时髦的知识，它造成了人们对理性的极度自信。
既然找到了对抗病菌的方法，隔离和疫苗，那岂不是再也不需要恐惧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它，消灭它。
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的知识让人类走出了恐惧，却产生了傲慢。
于是，大自然再一次教训了人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场流行病就这么席卷了世界，它就是西班牙大流感。
这场流感传遍了世界，造成几千万死亡。当它过去之后，人类竟然没弄清楚其到底是什么病，更没研制出疫苗或特效药。
虽然很多国家已经学会了隔离、消毒，但在西班牙大流感面前也毫无用处。
西班牙大流感主要感染了欧洲和美国，当时已经有隔离措施、临时医院和戴口罩等方式隔绝病毒，但收效甚微。图片来源：BBC news
这种流感根本消杀不干净，而且传播率极快，猝不及防。
直到多年以后，人类才知道西班牙大流感的元凶是一种病毒，它比细菌还要小得多。这也就意味着，当时依靠消毒水是无法消杀干净的。
对病毒的继续研究，让人类在走出恐惧之后，也慢慢走出了傲慢。
对于细菌和病毒，人类有了全新的研究，产生了新的价值观，不再像过去千百年一样把病菌当做敌人。
与文明共生
20世纪，随着人类对医学、生物学、流行病学的深入研究发现，病菌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病菌实际上是一套生态系统，而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而是一整个生态系统。
人体中有大量的细菌、病毒，没有它们，人类就无法生活。而这些生活在人体中的病菌，人类大多数还从未认识过。
放眼整个生物圈，数量最为庞大的是植物和微生物，占地球所有生物的95%，而动物和其他原生生物则占不到5%，人只占所有生物的0.01%。
各类生物的比重，其中最多的是植物和微生物。图片来源：Statista
微观上，细菌是寄生在人身上的，但在宏观上，人却寄生在它们身上。
1976年，麦克尼尔出版了《瘟疫与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微寄生和巨寄生的概念。
微寄生指的就是病菌寄生在人的身上，而巨寄生则是在生态系统上的寄生，包括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寄生关系，以及病菌和文明之间的关系等等。
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历史与疾病、瘟疫从来都是相伴相生，共进退，同生共死的。
人类与病菌的关系，以及不同文明对瘟疫的不同处理，最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的文明因此昌盛，有的文明因此灭亡。
蒙古人13世纪的征服，就建立在其长期与大型牲畜的亲近，使蒙古人天然带有对许多疾病的抵抗力。
蒙古大军所到之处，一方面是给欧亚大陆各地带来战火，另一方面就是带去那些文明从未见过的疾病。
而这些疾病后来被欧洲人在大航海时带给了美洲人。美洲人在过去上万年的历史中从未驯化大型牲畜，因此也没有对这些疾病的抵抗力。美洲文明就这样灭亡了。
18世纪末，海地爆发黄热病，当时缺乏对这种疾病的认识，间接使法国殖民者离开了海地，也因此对北美兴味盎然，使美国得以在更为安全的条件下成长。
19世纪，非洲爆发牛瘟，杀死了非洲几乎所有的牛，非洲社会也受到巨大破坏。结果是，非洲政权的脆弱，使得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得以顺利进行，改变了整个非洲的历史。
同样，明代末期出现了大瘟疫，同时出现旱灾、蝗灾，以及经济危机，这使得明帝国土崩瓦解，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与上述例子相反，在瘟疫到来后能够吸取教训，也能让一个文明浴火重生。
黑死病使欧洲人对教会信念动摇，造就了文艺复兴，使欧洲走向了现代，进而改变人类历史。
17世纪伦敦大瘟疫后，洛克反思宗教和政府，奠定了宗教宽容，著成了《政府论》；笛福写了《瘟疫年纪事》，奠定了新闻写作和纪实文学；大量的医生、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在此后开始对这次瘟疫进行研究；伦敦的公共工程也得到了建设或改良。
伦敦大瘟疫时，英国医疗机构开始制作死亡报告，从那时起，人类学会了从数据统计来控制疫情。图片来源：Wikipedia
实际上，每一次瘟疫过去，都有文明衰落，也有文明兴起。
几千年来，人类在与 瘟疫的斗争中逐渐放下了恐惧，也放下了傲慢，甚至放下了“斗争”。
21世纪的人类，已经应该拥有一种面对瘟疫的理性、坦然和敬畏，该懂得其是什么，如何与其相处，如何尽可能多地挽救生命。
遗憾的是，COVID-19的大流行仍然暴露出许多人和政府的无知、恐惧和傲慢。
这些人、政府、组织和机构，最终仍会像历史过去上演的那样为自己的无知、恐惧和傲慢付出代价。
最后，懂得反思、吸取教训的国家、民族或文明会胜出，而其他的则会被淘汰。
人永远都不可能战胜病菌，但这些瘟疫可以时刻提醒人类何以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