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人都该学中医！
中医的确不是西方标准定义的科学，更不仅仅是治病的技术，说它是科学和技术显然都贬低了它，因为它超越并包容科学技术。它既是形而上之道，无形无象，通天达地；又是形而下之器，有形有像，医病救人，同时也是一种渗透于东方世俗生活的文化、哲学、艺术、价值观，甚至就是一种美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学了中医生活一定会更美好，所以我以为每个中国人都该学中医。《黄帝内经》、《道德经》、《易经》的经典语录应该直接进入大中小学的课本，因为这些都是中医的源头。试想，你即使不给人治病，学了中医也能给自己养生保健，这也是积德行善，因为你减少了自己的痛苦，也就减轻了亲友的麻烦。
每个中国人都该学中医！医与儒释道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文化内涵，对道的追寻令它们异曲同工。无论皇家的正统学说还是民间的世俗文化都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之道密不可分，而中医兼俱道与术之特征，并彻底融入世俗生活，且雅俗共赏，所以不仅人人皆可学习中医，进一步努力还可成为业余郎中，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从古到今的一种现象，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医还有个现代特色，就是当今的许多中医名家是学了西医后再学中医而成名的。中医自身的特色也造成了中医来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从古到今，大凡文人骚客都略通歧黄之术，贩夫走卒也会些治病的独门偏方，至于武林人士和道家人物，则十有八九都懂些医术。这不仅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武侠小说中可以领略，而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元代名医朱丹溪四十四岁才开始学医，典型的半路出家，一不留神成了名医；上海名医陈存仁写的《我的医务生涯》，披露了更多由文而医的神人，兹略举一二：恽铁樵，上海名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因长子病故，遂发愤学医，后正式挂牌行医。其主要著作22种，另有《铁樵函授医学讲义》；陆士谔，上海十大名医之一，早期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主要小说有《冯婉贞》、《新孽海花》等，医著有《医学指南》、《士谔医话》等，编著的医书有《叶天士医案》、《叶天士秘方》等。由此可见，从古代到1949年，医者与文人之间并无明确界线，谁若想更进一步成为悬壶济世的郎中，就可专门拜师学医，出徒了就可成为当时的专业人士。
学中医最好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在实践中学习，我所看到和实践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其实东方的学问和技艺都是如此传授的，如练武、习文、学戏、下棋、绘画、弹琴等等。若无师，那就先寻师，师肯定可以找到，只要你心诚。此外，医书也可成为半个老师！旧时的中医教育是一种开放的体系，无任何门槛，谁都可以学，因为它低可用于修性养生，中可用于治病救人，上可用于悟道得道。但是你究竟能否成为好医生，能否悟道，只能取决于你的医道和医德，决不取决于你的文凭和广告。再说，中国几千年来压根儿就没有中医文凭这东西，中医高人是师带徒的结果。如此看来，中国学医的旧制和习惯法其实是一种比科举制度和现代考试制度更先进的人才选拔体制，让社会成为最大的考场，颇有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有人说江湖医生骗人，世上也的确有这种江湖骗子。但那个行业没骗子？我们一生中真正上当受骗的悲剧是因为江湖医生吗？谁也不从中医教育和体制上找原因。中医高人都被消灭了，当然只有庸人和骗子当道！我以为，人世间的种种职业中，唯独医生最难骗人，因其结果只有两种：有效和无效。而绝大多数误人生命的究竟是江湖医生还是某些正规医院，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政府无为，各类人才就会自然成长，大有可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医自古就有如此多的流派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各地气候不同，物产各异，更加造就了各地、各类风格不同的中医方法，所以中医的天性就是充满个性的，多元化的，它与西医从一开始就走的不是一条道。人类返朴归真的趋势与中医的本质有种天然的契合，中医本身就可以直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所以，在当今科技发达医疗倒退的情形下，我更建议人人学点中医，多少不限，总之都会利人利己。再说，这也算恢复了一种古风，一种失传很久的中国特色。
不知何故，中医专业是按理工科招生的。其实这是个地道的文科专业，甚至可以归为艺术类，唯独不应归入理工科，这大约也是官员们一心向往科学的结果。中医无论从文字、医学、历史、哲学、艺术、玄学等各方面看，都是与中国文化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因为其中充满了道，所以有文科天赋的人学中医比理工科天才更得心应手。我将认识中国字的人都称为文人。作为一名文人，我学中医是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所致。文人识字，所以可以先读医书，书就成了第一个老师。我就是这么开始的。可惜在人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不易，摧毁自己的兴趣倒不难。我坚信只要真心学医求道，自会碰到有缘人。果然，当我真心诚意地寻找学医的师傅时，他们就一个个出现了，有的在乡下，有的在城里。看似你在找他，实际上他也在找你，有缘之人迟早会碰面。
中医内容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中药。其实中医的内容之丰富超出我们的想象。仅从大的方面就可分为内治与外治，而外治的内容更丰富多彩。只要搞通了中医的一法，就容易触类旁通，治疗方法多了，就能不拘一格结合运用，哪种方法适用就用哪一个。关键是必须跟着师傅在临床实践中学习。从实质上看，中医不是治病而是治人，其法在于调节阴阳平衡，故凡调节阴阳平衡之法皆为中医之法，其法并无高下之分，端看那种法更合适。从广义上讲，中医之法亦是治国之法。所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很有道理，因做良相与良医之道相通。
中国是文化的中国，数千年来以文教化四方而少有武力征服；而中医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核心――道。故曰：中医亡，则中国文化亡，文化即亡，则中国名存实亡！决非耸人听闻！
过去几年中，我遍访各地各类中医人士，其中有民间的也有学院派的，有城里的也有乡下的，有道士也有和尚。在寻医访道过程中，我常常碰到一些人对中医忧心如焚，尤其对“中医不科学”的说法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这时我会津津有味地说：如果有人说中医不科学，那您就该说，对，中医当然不是科学！
可以肯定，关于医学的争论必然导致文化的争论，因为中医不仅关乎医学，而且关乎文化。西方有人认为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的确如此！只是中外文明的冲突还未在国际上展开，却首先在国内引发，因为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势力太大了！此乃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极端的西化教育所赐。文明冲突的国际化迟早会到来，西方担忧中国崛起，其实质是担心中国文化的崛起。其它国家并无本土医与西医之争，因其本土医学在早期的文明冲突中已经消亡，惟中医承载东方文化而傲然独立于世。其它国家虽无医学之争，却以宗教等其它形式与西方文明产生冲突。若没有文化争论和冲突，说明该本土文化已经消亡或被同化了。
实证，中医用活人，西医用死尸
如今科学在很多人眼里已不再是一种方法，而是真理本身，甚至成为一种新宗教，我称之为“科学教”。认定中医不科学的人，皆以其“科学教”的定义而非科学的精神为准绳，认为只有通过西方线性式的逻辑实证才是真理。实际上宇宙间的绝大多数现象还无法用科学来实证，尤其是根本的问题如上帝、宇宙、生命、灵魂，以及中医的精、气、神等等。
其实，对科学最早也最准确的定义来自《易传》，即学科可分为两大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学西学的人很难理解，形而下之器固然可以用形而下之法实证，然而形而上之道的实证还得结合形而上的法门，比如古人孙思邈、李时珍，还有我云游武当山见到的一些道医道长，都可通过形而上之法，在其修行入定中清楚地实证中医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并在临床实践中广泛运用之。几千年来所有中医的临床实践都是东方式的实证，既在医者自己身上，也在患者身上，总之都是通过活人来实证，而西医实证解剖只能通过死人、白老鼠。人死则气散神走，只剩物体状的尸体，而死尸却是西医的研究对象。中医通过活人实证其医理，是因为精、气、神和经络只存在于活人之体。如此难度与境界，对灵性与智慧的要求，当然非形而下之科学可以度量和想象。有人却宁可相信西医在死尸和白老鼠身上试验的结果，而不愿相信几千年来在无数活人身上实证的结果。
当然，西医也有在活人身上的试验结果。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在《中医的优势特色和发展战略》一文中介绍，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死亡者10.6万人。经济损失40亿美元。1997年，在我国，210万人因西药药物反应住医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我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这还是十年前的数字；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仅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例如把商陆当人参。可见西药那么严格的质量标准也不见得可靠，也不见得科学。
当今之中医院校约有一半课程为西医、西学，为此我专门调查过许多中医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问其中医和西医课程那个更难？他们一致认为中医更难，因中医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之特征，不仅要学，还得悟。在许多人眼里，中医始终被掩盖于传统的土方、药罐和种种落后的迷信行列中，即使有疗效也被视物“仅仅是经验的产物”，而科学却被捧上了神坛。所幸，我的有关中医与科学的“极端言论”如今有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乐后圣的《医道》。其宏论由论医而论道，由医学而哲学，由形而下而形而上，对医道如何超越、指导科学乃至人类文明做了系统的阐述，其坚实不虚的理论依据就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与医道
医能进入道的境界，是中国人的杰作，也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不是停留在医术和器物的境界，它全面吸收了东方文化中道家、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精髓并予以融会贯通，方形成了医道，并由此影响了其它思想和文化，而医道之集大成者正是《黄帝内经》。我曾看过长篇电视记录片《黄帝内经》，里面有对当今大学生和路人的随机采访，结果被采访者十有八九不知《黄帝内经》为何物。由此可见中国医道之沦落！我以为，把《黄帝内经》的经典章节列入中国大中小学的课本都决不为过。人知道了养生，必减少疾苦，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讲，道法就是医万病的终极法门，因为万物由心生，这也是佛、道、医、儒皆认同的核心观点。
《黄帝内经》不仅在形而上的高度与《道德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从形而下的角度对病因、病理和养生、治病做了具体、通透的论证，因此它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中医典籍，居中医经典之首。《黄帝内经》约成书于秦汉时代，它托名黄帝与岐伯的对话，直接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和谐，它不仅关注果，而且更关注因，不仅关注人的身体和疾病，而且全方位关注天地人的和谐，所以自古以来它就是人类关爱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东方智慧，也是人类疗治疾病与瘟疫的灵兰秘典，这部人类的思想圣典直接影响了东方儒释道医等传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集中阐述了人类社会天地人和谐中正平和的思想。而天地人的和谐发展正是目前整个人类面临的难题。
《医道》特意提出了一个令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五行。说熟悉，是因为中国人对此名词几乎无人不晓，说陌生，是因为国人对其代表的深刻内涵所知甚少。中国古代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五行”。如果非要拿四大发明和五行做比较，那只能是大跌身价，因为四大发明不过是一技一术，而“五行”却沉淀着中华民族卓越的智慧。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进一步抽象后形成了五行学说。五行学说认识到人的生命活动不是内在器官的孤立活动，不仅它们之间具有循环无端的相生相克的联系控制关系，它们与周围事物特别是自然界四时节气的变化也同样存在着资生、制约的联系控制关系。
这种与西方的线形化思维截然不同的环状立体思维方式使《黄帝内经》体系的形成具备了理论基础，创立了“人相应”的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整体观念。所以“医道，就是以五行为推论工具，用相生相克的规律，将宇宙万物统统纳入五行行列，并以五行之间的相互生化和制约，来阐述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家学派，在天人关系问题上都主张天人相通或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人道源于天道，天道蕴含人道，“人之始生，得于天也。”因而天道和人道并非平起平坐，天道比人道更为根本，从本源上看，人道是从天道派生的，并隶属天道。天地人三者是一致的。天人合一和天地人三者一致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有机的宇宙整体观。
由五行到阴阳
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形而下之器向形而上之道升华，同时又是形而上之道不断转化为形而下之器的双向或循环过程。中国文化中历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众生平等，认为天人合一才可得道、成仙。而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后，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人成了万物的中心和主宰，对人类力量和理性的崇拜，使哲学家还没把人与自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统一起来探讨，因此造成了人与自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割裂，这进一步导致了当今人对自然界片面索取和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践踏。科学技术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文明发展的源泉，又是现代种种罪恶的渊薮。
因此，对现代科技必须反思，对现代生活方式也必须重估。《医道》对东方文化中的儒、道、释与医进行了一一对比的分析，发现儒、释、道、医在中国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互补的，因此“儒释道医互补”的文化就是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医道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所以才能体用互动，道术相间，既提供治病养生之道，又总结治国安邦之道。如果否认了道，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就一无是处了！天人合一的“一”，正是那个大道所在，正所谓得一者无一不知。事实上，我们目前真正能拿出手的原创也只有中医了。外国留学生到中国除了学习汉语，主要是学中医。
由五行进一步抽象，便自然会得出一个更加根本性的中医基本概念――阴阳。阴阳并非中医的发明，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自然的生根、落脚的土壤，阴阳的概念通过医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医道中的阴阳和合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灵魂和基因，集中体现了东方辨正思维的独特价值，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全部智慧。阴阳和合是对阴阳矛盾关系的一种高度抽象，只有具体分析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揭示宇宙万物一物两体、阴阳和合的普遍特性。《易经》中，阴阳观念是潜在的或隐含的，在《易传》中，阴阳范畴及其观念才以纯粹思想的形式出现了。《易传》具体阐明了道与器的关系，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它更进一步深刻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由阴阳和五行这两个医道中的基本概念来观察世界，会发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阴阳和合体，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阴阳，无物不是阴阳，于是医道足以成为人类认识与活动的指南。
医道与国运
中医的核心就是道，医与道从来就互为一体，互动互生，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而不可分割。在全球化的文化整合中，惟有医道精神的复归，才能使中国在当代的“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与此相伴的是日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假如我们非要与西方哲学对比，就不妨把中国的医道视为一种哲学――医道哲学。这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一种与西方文化和哲学不同的道的形而上学。它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并且具有超越的性质。
如此，中国的医道不仅成了哲学，而且是以医道为本体论的哲学，这个哲学体系既表现为儒家《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运演体系，也表现为道家老子所说的“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无观其妙，以有观其微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玄学体系。太极也好，无极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医道的存在形式。有了这个哲学体系和文化精神，中国人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局限于经验实在和生活的细小，而是知周乎万物，会通医道以应变无穷了。
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道的观念，始终没有离开形而上的医道本体。从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整个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围绕形而上的道发展演变的。道是最高范畴，是最根本性的存在，其他范畴概念都是由它推导演变出来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中的阴阳、五行、动静、刚柔，人道中的心性、仁义、善恶、真理、博爱等，无不是从最高的范畴道中引申出来的，无不是医道的存在形式和形态，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文化的最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原和价值源头所在。它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力量，以至于任何个别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它抗衡。虽然它几度遭异族文化入侵，但由于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太强大了，异族文化对其破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它融化、整合，而它依然巍巍存在，荡荡不绝。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过历经磨难而不灭，全在于有医道本体的价值源头。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唯道是从”的民族，一个以道的存在为生存哲学与性命之理的民族。
目前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国家已不能简单地用土地、海洋来划分疆界，因为文化早已通过网络、影视、教育、体育等现代渠道跨越了国土，所以当今国家主权最核心的资源其实是文化主权。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国家概念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其版图一直随其文化价值体系的整合而延伸，每次外族入侵中国的战争也很快演变为一次次文化的整合。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中国一直是因为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的核心消亡，则中国虽有其名，其实已不复为中国。
从此意义上讲，中医亡，则中国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