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卒中学会第八届学术年会暨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CSA&TISC 2022）上，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围绕卒中、脑静脉系统疾病、眩晕等疾病的国内外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多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
搭建平台 培养临床医学科学家
此次会上，正式启动了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教授发起的“卒中未来引领者计划”。该计划旨在为卒中领域青年研究者提供以领导力培养及临床研究方法学课程为主的多方面支持，并为中国“脑计划”的开展储备领军人才。王拥军教授以“临床医学科学家的素质”为题，阐述了这项计划的初衷和目标。
临床医学科学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涉及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从基本科学、转化医学和以患者为导向的研究，到评估科学。王拥军教授表示，历史上的医学大师都是医学科学家，培养医学科学家就是培养医学大师。他同时提出：“领军人才不是职位，而是领导力”。
王拥军表示，有领导力的人才应该具有多种特质，包括Guidance（可以指导他人）、Solution（能解决问题）、Goal（有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思维）、Motivation（有主动积极性）、Communication（有良好的沟通能力）、Plan（有清晰的计划）、Vision（有宽阔的视野）、direction（有坚定的方向）。
以Vision为例，王拥军表示，临床医学科学家应该培养两个视野，即纵向视野（历史视野）和横向视野（现在视野），应将眼光放在学术地位上，注重做了多少改变理论的基础研究和改变指南的临床研究，以及自身的国际学术排名。一流的医院也应该更加重视高被引作者和论文及其两者数量，在行业内做引领者，创造理论和指南。
在历史视野方面，王拥军给出了详细的学习策略。第一，应该了解医学临床试验的变迁史。今年1月，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网络成立的临床药物基因组学实施联盟，在线更新了CYP2C19基因型与氯吡格雷治疗的临床指南，这是CHANCE-2研究首个改变的国际指南，标志着基因诊断（精准医学）被正式写入指南，而由大数据和多组学驱动的高清医学时代也即将到来。第二，应该了解脑血管病的发展史。第三，对于改变观念的历史瞬间，多去了解和学习1996年以后每年的脑血管领域Thomas Willis Leture（基础科学成就奖）。同时，他列举出今年发表在《柳叶刀·神经病学》上的一篇关于脑血管病近20年研究的综述，并表示这对于认识和掌握脑血管病领域改变临床实践的临床试验会很有帮助。
在“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思维”方面，王拥军提出，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是一种长远的规划和远大的目标。解决战略管理问题首先要解决“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怎么去”这3个基本问题。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我在哪儿”，这需要从外部和内部充分认识自己、剖析自己，最终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并清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这样才能适时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并达到最终目标。
王拥军提出，对于青年临床科学家的培养，可以从多个角度开展工作。如解读最新脑血管病研究证据，让优秀青年参与学会指南制定；撰写国家脑血管病优先研究战略报告，为他们指引科研方向；培养青年医生的临床研究方法；鼓励他们发起/参与大型临床试验；设立创新基金，助力和推进青年医生参与脑血管病转化医学研究，投身产业化。
卒中高危人群 需积极评估早期干预
卒中首次发病前进行风险评估预警是卒中一级预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通过评估有助于识别和发现卒中高危人群，提高被评估者的卒中风险意识，自觉采取预防措施，也便于医生制订个体化干预策略。中国卒中学会王文志教授介绍了常用的几种风险评估工具，并列举了对高风险人群早期干预的主要方法。
王文志表示，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有如下几种。
弗莱明翰卒中风险评估量表（FSP）是最早被提出并得以广泛应用的简易卒中风险评估工具，对于指导卒中高危个体一级预防决策具有重要价值。改良的FSP已在我国人群中做过验证，结果显示该量表可能会高估实际发病风险。
汇集队列方程是基于多项大型队列研究数据获得的，可用于评估未来10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ASCVD）的发生风险，对风险超过10%的高危个体建议可使用阿司匹林预防卒中的发生。汇集队列方程在一些外部人群验证中同样显示可能会高估中国人ASCVD的发病风险。
中风风险测评APP是由新西兰学者Valery教授于2014年提出的卒中风险预测模型。该模型通过手机APP可评估20岁以上个体5年及10年卒中发病风险。目前对该评估工具的验证工作正在多国进行，我国研究者也参与其中，将进一步评估其在我国人群中的应用价值。
脑血管功能积分是国内学者在脑血管血流动力学检测指标的基础上研究出的综合评估指标。上海市脑血管病防治研究所等单位对脑血管功能积分的临床应用进行了长期、大样本的队列研究，建立了定量评估卒中风险的方法。脑血管功能积分值的范围为0～100分，最佳截断点为75分，低于75分定义为卒中高危个体，分值越低，卒中发病风险越高。受检个体在完成脑血管功能检测后即可直接获得脑血管功能积分值，并可获知卒中10年发病风险。
China-PAR风险预测模型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风教授团队开发，是针对国人的ASCVD风险预测工具。该模型通过输入年龄、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糖尿病等综合指标数据，即可计算出个体10年ASCVD发病风险。与美国相关模型相比，该模型对中国人10年ASCVD发病风险的预测更为准确。
通过上述多种手段，有望筛检出卒中高危人群，后续强化干预管理则至关重要。王文志表示，目前干预主要围绕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心房颤动、无症状颈动脉狭窄、吸烟、饮酒等明确的危险因素展开。
高血压干预管理是重中之重，患者血压要尽可能做到持续平稳并达标。伴有糖尿病或肾病的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达标水平应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
一旦确诊糖尿病，即应开始服药治疗，药物的种类和剂量可根据个体差异调整。
积极治疗心房颤动，努力提高患者的检出率和治疗率。
对于ASCVD风险高危或极高危者，除了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外，推荐使用他汀类药物进行卒中一级预防。
调脂治疗需要设定目标值，推荐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为首要干预靶点。临床医生可根据脑血管病风险评估设定LDL-C目标值：极高危者LDL-C<1.8毫摩尔每升，高危者LDL- C<2.6毫摩尔每升。LDL-C基线值较高不能达标者，也要至少降低50%。
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建议根据个体情况选择他汀类药物或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必要时复查磁共振血管成像或CT血管造影。
高血压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者，在治疗高血压的同时可酌情加用叶酸。
此外，多项国际大样本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应用阿司匹林进行脑血管病一级预防，出血风险大于获益。因此，对于10年心脑血管病风险超过10%的人群，可以使用阿司匹林进行卒中一级预防，但不建议心脑血管病低风险人群和7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进行一级预防。
大会最受关注的科研壁报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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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梗死位置与长期认知变化相关性
卒中后认知障碍与患者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卒中后患者长期认知变化情况与急性期梗死位置关系尚不明确，该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丘脑急性梗死与缺血性卒中患者发病后12个月时认知能力下降相关，提示丘脑可能是卒中后保持认知的关键结构。该研究为卒中后认知障碍机制研究指明了方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张晨 施炯 王拥军）
2
降压时机对伴或不伴ICAS的轻度卒中住院结局的影响
血压升高在缺血性卒中患者的急性期很常见，降压治疗可能是安全的，但患者是否能从中获益一直颇有争议。同时，降压时机的选择可能会影响降压治疗的效果。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探索了急性期降压时机对伴或不伴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ICAS）的轻度卒中患者院内结局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轻型卒中患者来说，合并ICAS的患者可适当延迟降压时机，而未合并ICAS的患者，建议早期降压。（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李亚楠 王永乐 刘婷婷 牛小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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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梗死血管内治疗预测量表的构建
为了构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梗死预后不良的预测模型，研究团队应用机器学习分类模型光梯度增强机，采用机械取栓前的多维度变量，构建了特异性的预测模型。研究者发现，在20个术前变量中，对不良预后影响最大的5个变量分别是空腹血糖水平、年龄、发病至穿刺时间、发病至到达医院的时间和NIHSS评分（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根据这5个变量，研究团队构建了预测量表，并在原始数据和外部数据中进行验证，灵敏度分别为80.4%和83.5%。研究结果提示，急性脑梗死血管内治疗术前预测量表，在识别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梗死血管内治疗预后不良方面是可行且准确的。（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 李敬伟 徐运 张清秀 等，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朱文成，南京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周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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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低位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急性脑梗死的治疗始终是脑血管病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头位对急性脑梗死的影响长期存在争议。既往多项研究证明，头位降低有增加脑血流改善脑灌注的作用。有研究对比了平卧位与坐位对脑梗死患者的影响，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平卧位患者脑血流明显增加，但90天时，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并无显著改善。为探索在急性脑梗死发病24小时内，给予患者头低位处置对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的影响，研究团队开展了这项前瞻性随机多中心对照研究。研究共纳入89名患者，并获得肯定答案。这项研究是首次报道在急性中度脑梗死合并大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头低位可改善神经功能预后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为急性脑梗死的治疗指明了新的方向。今后，还需要更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北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张楠楠 崔钰 李晓秋 周承姝 陈会生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