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和中医，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两种文化，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凝聚着先民的智慧，更应为当下所用。
不仅如此，很多成语，如吐故纳新、对症下药、积劳成疾等，都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医学理念和养生知识。《读成语，学中医》一书，用25篇、近百个成语典故来讲述传统医学文化，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并配以80余幅漫画作品，读来又有趣又长见识。此为趣读成语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未来将陆续发行六本以上。
「悬壶济世」
医院、诊所和药店，最常见张挂的几个字估计就是“悬壶济世”了。这个用来赞誉医者追求志向和高超医术的成语，出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成语的来源跟一位叫费长房的驻马店人有关。
费长房是一名市场管理员，有天碰见市场上一位卖药的老翁，用一个大葫芦悬挂在杆头招徕生意。傍晚罢市，因费长房对岐黄之术一向有兴趣，便悄悄跟着这位鹤发童颜的老翁。行至隐蔽处，突然，老翁将葫芦放到地上，纵身一跳，跳到葫芦里去了。费长房知道自己遇见高人了，就麻溜地准备了酒食过来，要拜师学艺，比“程门立雪”的杨时还虔诚。老翁看这个小费心挺诚，就隔着葫芦说，你明儿再来吧。
第二天，长房掂着礼品来拜师，老翁便带着长房一起跳入葫芦中。嚯，那场景就像孙悟空到了天宫，眼见玉堂华丽，美酒佳肴应有尽有，两人海吃痛饮而归。
随后，老先生告诉长房，自己是个神仙，因为犯错误被贬凡间。于是，“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
类似记载还散见于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及一些古史杂说。说的都是汉代某年某天，河南一带闹瘟疫，死了许多人，无法医治。有一天，一个神奇的老人来到这里，开了一个小中药铺，门前挂了一个药葫芦，里面盛了药丸，专治瘟疫。费长房得以与老翁结缘并跟其学医悟道，壶翁尽授其“悬壶济世”之术。
中国历史上，这类故事不少，多在真人真事上附会一些神仙道士之说。比如以医技普度众生的孙思邈，采药行医时就必挂一个药葫芦。孙思邈不愿在朝为官，隐居太白山中数十年，一方面研究医学著作，一方面效仿神农尝百草，四处采集草药，研究治病新方法。时常下山行医，同时研究民间土方。在数十年行医实践中，他把毕生所学写成了两部传世大作，一名《千金要方》，一名《千金翼方》。在《千金要方》中，孙思邈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他又将伤寒归为十二论，伤寒禁忌十五条，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循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还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像孙思邈这样悬壶济世，不仅塑造了中医风骨，更是自古以来千千万万济世报国的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
直到今天，人们仍爱将行医称为悬壶，悬挂的葫芦成了中医的标志。有时，我们也用“你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来诘问别人，其渊源也在于此。
「对症下药」
成语“对症下药”出自《三国志·魏志·华佗传》，意思是医生针对患者病症用药，多用来比喻针对事物的问题所在，采取有效的措施。
华佗医术高明，他自小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有一次，有个推车的人突然屈着腿，捂着肚子喊痛，不一会儿，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脉诊断后，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麻醉后，给他开刀诊治。病人一个月后就痊愈了。
华佗的神奇之处在于他能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诊断抓药。有一天，州官倪寻和李延病了，一起到华佗那儿看病。两人的感觉相同，都是头很疼，全身发热。华佗仔细诊断，却给他们开了不同的药。倪寻和李延非常奇怪：“我们病情一样，吃的药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
华佗看出了他们的疑惑，问道：“生病前你们都做了什么？”
倪寻回忆说：“我昨天赴宴回来，就感到有点不舒服，今天就头疼发烧了。”
“我好像是昨天没盖好被子受凉了。”李延答道。
“那就对了。”华佗解释，“倪寻是因为昨天饮食不对，内部伤食引起的头疼身热，应该通肠胃；而李延是因为外感风寒受凉引起的感冒发烧，应该发汗。病情表面差不多，但倪寻只要一点药物就会好，李延却需要借用药物调动自身的机能才能痊愈。治疗的办法理应不一样才对啊！”果然，倪李二人回去吃下药后，病第二天就好了。
名医李时珍在对症下药方面也有一个经典案例。有一天，他先后给两个病情相同的病人开方，待病人走后，他的学生不解地问老师：“刚才那两个人都是发烧怕冷，为什么你对那个老人用药轻，而对那个小孩用药反而重呢？”李时珍笑了笑说：“那个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再三说自己病重难返，回去后必定会认真喝药，药量轻些反倒合适。而那个小孩年幼无知，刚才看他烦躁啼哭，等到大人喂药时更会哭闹不止，能喂进去多少呢？所以药量自然要大些才行。”
成人药量大，小儿药量小，这是常识，反其道行之，似有不妥，但李时珍的做法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之上的权变之宜，比那些纸上谈兵的说教靠谱得多。这也是俗话所说的“十个病人十个样”，千万不能一概而论，千人一方。
东晋学者张湛曾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这是因为疾病有的内在病因相同而外在症状不同，有的内在病因不同而外在症状相同。古时候没有B超、磁共振啥的，五脏六腑是充盈还是虚损，血脉营卫之气是畅通还是阻塞，单凭眼睛很难看得准，就是加上诊脉，寸关尺三部脉象有浮沉弦紧的不同，腧穴气血的流通输注有高低浅深的差别，肌肤有厚薄、筋骨有强壮柔弱的区分等。所以，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能体察入微；只有经验丰富，才能对症下药。学医的人一定要广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必须专心勤奋不懈怠，多摸索，多总结，不然害人害己。
其他事情也是一样。宋末名臣文天祥曾在诗中说“理身如理国，用药如用兵”。用兵，讲究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治病救人也是如此，只有切中肯綮，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将用药与用兵相提并论，真是非常精辟。世上的事儿，“术”虽不同，“道”却是相通的。
「积劳成疾」
成语“积劳成疾”出自冯梦龙笔下，由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攻打蔡国的一段战事引申而成，记录的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国之重臣，殚精竭虑、以身谋国，并积劳成疾而病倒不起的悲壮故事。这位国之重臣叫公孙归生。
楚灵王凭着强大的国势和兵力，灭了陈国以后，乘势发兵进攻蔡国。蔡侯中计被杀，楚兵攻城甚急。刚接位的世子有，听从监国公孙归生的意见，向晋求救。晋昭公惜兵不愿出头，叫宋、齐、鲁、卫、郑等国出兵，可是他们都怕强楚。蔡国没有办法，只得凭自己的微薄力量守城。一个不及楚国一个县大的蔡国，居然坚守了七个月之久，这全靠公孙归生一力支撑。但最终，公孙归生劳累过度病倒了，城中的粮食也吃完了，守卫兵士也筋疲力尽了，楚军破城而入……
看到公孙归生的故事，让人不由得想起三国时期那位足智多谋的诸葛先生，何其相像，何其遗憾。可见，成大事，单靠某个人的操劳和才智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一个单位的持续发展，都不能靠打疲劳战来赢得胜利，只有张弛有度，休养生息，才有更长远的未来。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了健康，一切都没了。历史上，这类教训不胜枚举。
比如清代名医魏之琇，对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十分赞赏，遂依照该书体例，撰述《续名医类案》，以补江书的遗珠之憾。魏之琇为完成这部60万字巨著，废寝忘食，积劳成疾，终至不救，书成后不久便离世了。
勤劳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革命年代有句口号很响亮———“轻伤不下火线”，就是说有点小病小伤，要忍着，要坚守岗位、坚持工作。这两年，也有一句流传很广———“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从中医健康养生的角度而言，这种观念是要不得的，疲劳是一种信号，是在提醒你，身体已经超负荷，应该进行调整和休息。不重视这个信号，就可能引起慢性疲劳综合征。
慢性疲劳综合征是慢性持久或反复发作的脑力和体力疲劳、睡眠质量差、记忆力减退、脱发白发、认知功能下降等症状，我们日常感受较多的腰酸背痛、头晕头痛等都是典型症状，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休息。人到30岁后，体力处于下降趋势，身体对疲劳的调解能力减弱，不及时休养生息，天长日久，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就会下降，某些潜伏的病灶便有可能被诱发。近些年，我们经常听闻有年纪还很轻的人，由于连续加班或上网玩游戏而猝死。生命其实很脆弱。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说，“一个从小就接受必须争先、必须第一名教育的孩子，长大后是可怕的、可怜的，他的成长过程不仅失去了欢笑，而且在步入社会后，假如成为领导，他会不考虑员工的感受，把员工当成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来使唤；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他就会苛求自己，让自己在所谓的奋斗中穷其一生，为了忙而忙，直到累倒下，把辛苦攒下的一点钱拱手交给医院，而不考虑笑过没有，享受过快乐没有。”觉得不辞辛苦就是人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病。
白岩松的话让阿松想到了孔圣人的一个教诲。周朝的时候，民间有一个祭祀百神的“蜡”节，孔子带着子贡去看祭礼，孔子问子贡：“赐也乐乎？”子贡答：“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意思是：一直把弓弦拉得很紧而不松弛一下，即使是周文王、周武王也无法办到；一直松弛而不紧张，那是周文王、周武王不愿做的。有时紧张，有时放松，这才是周文王、周武王治国的办法。
现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疲惫不堪，处于亚健康状态，一想起上班就头疼，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需要学会调理情志，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让大脑经常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心静则慧生。考试的时候，如果脑子紧张，会的也想不起来；思想放轻松，才能才思敏捷。如果能使自己的心态处在一种稳定平和的状态，就能做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中国人最忌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就会破坏平衡，平衡是一种美好的境界。生态平衡了，会风调雨顺；心理平衡了，人会舒坦愉快；而劳逸平衡，会使人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平衡，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
「吐故纳新」
成语“吐故纳新”出自《庄子·刻意》，原意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现多用来比喻舍弃旧的，吸收新的，不断更新。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控制呼吸在养生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通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的方法控制呼吸，再加上一些形体的锻炼，便可以养生健身，延年益寿，庄子称为“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袓寿考者之所好也”。
不仅人需要吐故纳新，中医也需要不断地革故鼎新，全盘否定不可取，避而不见其短板和不足亦不可取。对老祖宗传下来的诸多药方，需通过临床验证，保留有用的，去除、优化不好的。尤其是中药制剂的现代萃取技术一定要解决，以便于病人服用，减除患者煎药熬药的烦琐不便。
另外，中医的传承要打破以前的门户之见，不能再搞秘传不授的技术封锁，在保证多样化的前提下，走系统化、规范化、发展化的道路。既要讲中医的整体概念的辨证诊治，也要扬弃那些模棱两可、故弄玄虚的空洞调调，学习借鉴西医的循证医学等。总之，既不能一无是处地“黑”，亦不能盲目地不加辨别地照抄照搬。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穿梭在大江南北、乡野田间，为群众解除病痛的赤脚医生多为中医。毛主席对中西医持开放态度，都有肯定和批评，他认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那就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下的一个医。他还具体指示，要抽调一二百名优秀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让他们中西医本领都学一学，努力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世界。
周总理对中医情有独钟，晚年特别倚重中医诊治调养身体，曾与多位著名老中医结下不解之缘，多次组织知名老中医投入到瘟疫防治工作中。
钱学森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我们要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21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在经过一番改革后，中医，这棵经历了千年风雨的老树，一定能焕发新机，绽放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