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谓：胆汁渗入十二指肠，能助小肠消化食物。此理《内经》未尝言之，似为中医疏忽之处，不知后世名医曾言之矣。吴鞠通《医医病书》曰：胆无出路，借小肠以为出路。此非谓胆汁能入小肠乎？至于胆汁能化食之说，中医书中亦早寓其理。《神农本经》之论柴胡也，谓：能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夫柴胡为少阳胆经之主药，而其功效多见于肠胃者，为其善理肝胆，使胆汁流通无滞，自能入于肠中消化食物积聚，以成推陈致新之功也。至于徐灵胎注《本经》则以“木能疏土”解之，是谓肝胆属木、脾胃属土。徐氏既云“木能疏土”，是明谓肝胆能助肠胃化食，而胆汁能助小肠化食之理，即在其中矣。
或问：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夫既曰无阳，何以复用石膏？既曰不可发汗，何以复用麻黄？答曰：人之血分属阴，气分属阳，无阳从脉微弱看出，是言其气分不足也。盖证既热多寒少，其脉原当有力，若脉果有力时，可直投以越婢汤矣，或麻杏甘石汤。今因其气分虚而脉象微弱，故用桂枝助其脉（凡脉之微弱者服桂枝则脉大），以托肌肉中外感之邪外出，随麻黄以达于皮毛也。其云不可发汗者，盖证只宜解肌。麻黄发汗之力虽猛，然所用甚少，且有石膏凉之、芍药敛之，是以服药之后，只为解肌之小汗，而不至于为淋漓之大汗也。
肺脏下无透窍，而吸入之氧气，实能隔肺胞息息透过，以养胸中大气，由胸中大气以敷布于全身。而其吸入之气，又自喉管分支下达于心，由心及肝，由肝至冲任交会之处，以及于肾。故肝肾之气化收敛，自能容纳下达之气，且能导引使之归根。有时肝肾阴虚，其气化不能固摄，则肝气忿急，可透膈以干大气，肾气膨胀，可挟冲气上冲。则肝气可挟所寄之相火上逆，肾气可挟副肾脏之冲气上逆。于是逆气上干，排挤胸中、喉中皆不能容受外气则喘作矣。
肺痨咳嗽，最为难治之症。愚向治此症，惟用生怀山药条（切片者，皆经水泡，不如用条），轧细过罗，每用两许，煮作茶汤，调以糖，令适口，以之送服川贝细末。每日两次，当点心服之。若其脾胃消化不良或服后微觉满闷者，可将黄色生鸡内金，轧成细末，每用二三分与川贝同送服。若觉热时，可嚼服天冬。此方曾治愈肺痨作喘者若干人，且能令人胖壮，能享大年。
（孙铭勋谨按：用此方，若将川贝同北沙参共为细末送服，其疗效更强，此用之屡矣，且不用另服天冬。）
〔离中丹〕
治肺病发热，咳吐脓血，兼治暴发眼疾，红肿作痛，头痛齿痛，一切上焦实热之症。
生石膏（二两细末） 甘草（六钱细末） 朱砂末（一钱半）
共和匀，每服一钱，日再服，白水送。热甚者，一次可服钱半。咳嗽甚者，方中加川贝五钱。咳血多者，加三七四钱。大便不实者，将石膏去一两，加滑石一两，用生山药面熬粥，送服此丹。若阴虚作喘者，亦宜山药粥送服。至于山药面熬粥自五钱可至一两。
下焦寒凉泄泻及五更泻者，皆系命门相火虚衰。确能补助相火之药，莫如硫黄，且更莫如生硫黄。为其为石质之药，沉重下达耳。不经水煮火烁，而其热力全也（硫黄无毒，其毒即其热，故可生用）。然愚向用硫黄治寒泻证，效者固多，兼有服之泻更甚者，因本草原谓其大便润、小便长，岂以其能润大便即可作泻乎？后阅西人药性书，硫黄原列于轻泻药中。乃知其服后间作泻者，无足怪也。且其所谓轻泻者，与中医说所谓大便润者，原相通也。于斯再用硫黄时，于石质药中，择一性温且饶有收涩之力者佐之，即无斯弊。且但热下焦而性不僭上，胜于但知用桂、附者远矣。若于方中再少加辛香之品，引其温暖之力以入奇经，更可治女子血海虚寒不孕。
〔坎中丹〕
硫黄（用纯黄者，一两） 赤石脂（一两）
共为细末和匀。每服五分，食前服，一日两次。不知则渐渐加多，以服后移时微觉温暖为度。若以治女子血海虚寒不孕者，宜于方中加炒熟小茴香末二钱。
或问：五更泻证，虽一日大便只此一次，久则身体必然虚弱，其故何也？答曰：人身之气化与天地同，一日之阳气生于子时，是以人当夜半之时，身中之阳气即由肾徐徐上升；五更寅时，乃三阳出土之时，肾中上升之阳已达中焦，乃因阳微力弱，不能透过中焦，遂复转而下降，以成五更泄泻。夫人身之气化，原朝升暮降，以随天地气化之自然，而后脏腑始调和无病。非然者，则脏腑中之气化，上下不能相济，其人将何以堪乎？是知五更泄泻，原为紧要之证，不可不急为治愈也。
〔逐风通痹汤〕
治风袭肌肉经络，初则麻木不仁，浸至肢体关节不利。
生箭芪（六钱） 麻黄（三钱） 全当归（五钱） 丹参（三钱） 乳香（三钱） 没药（三钱） 全蝎（二钱）
脉象迟弱无力恶寒者，将黄芪重用一两，再照加乌头二三钱；脉象有力恶热者，以薄荷易麻黄，再加天花粉一两。初服以遍体皆得微汗为佳，至汗后再服，宜将麻黄减半，或只用一钱；筋骨软弱者，加明天麻三钱；口眼歪斜者，加蜈蚣二条，其病剧者，可加三条。此风中身之外廓，未入于脏腑也。是以心中无病，而病在于肌肉、肢体、经络、关节之处。《内经》风论篇谓：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䐜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又《内经》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据《内经》二节之文观之，则风袭人之肌肉经络，可使麻木不仁，浸至肢体关节不利可知也。是以方中以黄芪为主药，取其能升补胸中大气以通于卫气，自能逐风外出。故《本经》谓黄芪能主大风。而又以最善发表之麻黄辅之，一则扶正以祛邪，一则发汗以透邪，二药相济为用，其逐风之力虽猛，而实不至伤正气也。至当归、丹参、乳、没、全蝎诸药，或活血以祛风，或通络以祛风，皆所以赞助黄芪、麻黄以成功也。至于病偏凉者加乌头，更将黄芪增重；病偏热者加花粉，更以薄荷易麻黄，此随病机之所宜，以细为调剂，不使服药后有觉凉觉热之龃龉也。筋骨软弱者加明天麻，取其能壮筋骨兼能祛风也；口眼歪斜者加蜈蚣，取其善理脑髓神经，而有牵正口眼之力也。曾治一人，夏月开轩当窗而寝，为风所袭，其左半身即觉麻木，肌肉渐形消瘦，左手足渐觉不遂，为拟此方。其病偏于左，又加鹿角胶二钱作引（若偏于右宜用虎骨胶作引，理详活络效灵丹后），一剂周身得汗，病愈强半，即方略为加减，又服二剂痊愈。后屡试其方莫不随手奏效。
近闻京中会议，上峰偏重西医之说，欲废中医中药，此特因诸位上峰，非医界中人，不知中医之实际也。即近时观之，都会商埠之处，病家延西医服西药者，不过十中之一，其余各处延西医服西药者，实百中无一二也。夫西医入中国已多年矣，使果远胜中医，何信之者如此寥寥，此明征也。且中医创自农轩，保我民族，即遇有疠疫流行，亦皆有妙方挽救。是以我国民族之生齿，实甲于他国之人。今若将中医中药一旦废却，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且近时日本人亦深悟明治专尚西医之非，其医学博士如朝比奈泰彦及近藤平三郎等七十余人，创立皇汉医学会，又有贵族议员中村纯九郎、高桥源太郎、陆军大学教授安井小太郎、陆军大将立花小一郎等为之赞助，此载于各处报章，彰彰可考者也，奈何竟欲蹈明治之复辙也。
如谓中医不善防疫，西医能明于毒菌之学，故善防疫，此为中医不及西医之处欤？则时贤刘蔚楚所著《遇安斋证治丛录》载有香港防疫一案，可为中西医比较之确证也。今试录其原文于下：
《证治丛录》原文：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分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二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此以保存。当时华督一为韦宝珊姻兄，一为余友古君辉山经理其事，而粤人又多有能言之者。即此观之，西医之于治疫，果精焉否乎？
吾中华医学，始于黄帝，当其临朝致治，他务未遑，首先与其臣岐伯、伯高、雷公诸臣问答，以成《内经》一书。其书诚能博济群生以利万世也。后因此书师弟相传，皆以口授，至周末始笔之于书。其数千年累相授受之际，必多有附《内经》并传之语。是以内兼有失于夸张，有类战国策士语气者。然其精到之处，恒数语包括万有，能令熟读深思者，得医学无限法门。是以读《内经》之法，其于可宝贵之处，当竭力研究，于其不可尽信之处，置而不论可也。乃今之信西学者，谓《内经》多言阴阳五行，不可入于科学。然西人科学中非不言阴阳也？如电学家以磁石养针，其针即能收摄电气，然其所收摄之电，必一端是阴电，一端是阳电，欲其针相粘连，必阳端与阴端相对，阴端与阳端相接，始能吸引不脱。按此理以通于医学，此中原有无穷妙用，此医家所以谈阴阳也。乃同一阴阳，在西人谈之，即为科学，在中人谈之，即为荒渺，此果平情之论乎？又西医谓《内经》多谈十二经，按解剖实验，实无形迹可指。然精于针灸者，按十二经以刺疔疮，若疔生于经之起处，刺经之止处可愈；疔生于经之止处，针经之起处可愈；若生于经之中间，并刺其本经起止之处皆可愈。此虽无形迹可凭，实有气化可通也。盖有形迹可凭者，譬之有线电也。无形迹可凭而仍有气化相通者，譬之无线电也。西人窥天地气化之精微以创无线电，可列于科学，古圣能窥人身之气化精微，以定十二经，而目之为荒渺，此又平情之论乎？且针灸详于《内经》，外国此时，不亦有习此为专科者乎？尝阅沪上诸医报，中西势若冰炭，甚至互相谩骂，此诚医界之大耻也。究之平情而论，中医尚理想不尚实验，故精于人身之气化，而略于人身之组织；西医尚实验不尚理想，故精于人身之组织，而略于人身之气化。是以区区意见，以为当今之世，欲求医学登峰造极，诚非沟通中西不可也。是以因《益世报》有医学一栏，拟得中西医理异同论一篇，历举《内经》之文，以发明中医之理，多同于西医者，实于西医未尝少有疵瑕。一以有鉴于沪上中西医之争，一以仆之亲朋多有业西医者，如此立说，可告无罪于西医矣。乃不谓有某君者，仇视中医，并仇视《内经》，至谓《内经》谈生理处，无一是处。如某君驳拙论云：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这一种说法，可谓极周纳之能事。这明是不肯承认《内经》神明在心之非，又难以否认现代医学神明在脑的事实。于无可如何之中，采取了这个骑墙式的说法。按某君如此驳辩，是谓《内经》“头者精明之府”句，说得浑含不足征，不知《内经》早知神明在脑之理。是以其驳语中，并未提着《内经》此句，而惟单提“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两句，是又变出字为在字，可为巧于立言矣。究之《内经》“头者精明之府”句，如日丽中天，终不可掩。而后人因读《内经》，悟得神明在脑者，已不乏人，今略举数条以证明之。
古文思字作“恖”。《说文》解之云“囟，顶骨空处，思字从囟从心”者，言自脑至心，如丝相贯，非心与脑相辅而成思乎？若脑无神明，何以与心相辅而成思也？且人头顖之顖字（音信），其左旁即古思字，则脑藏神明而能思，自苍颉造字之时，已显露其端倪矣。
又明季文豪嘉鱼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于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留一形影于脑中。
又李时珍曰：肺气通于鼻，阳明胃脉，环鼻上行于脑，脑为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
又自古养生之家（即今之所谓哲学家），皆以脑中之神为元神，心中之神为识神，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然其所注重者在脑中元神，不在心中识神，是以有“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之语（见《慧命经》），其以脑中之知觉为神明之正宗，尤可知矣。
又古《六书精蕴》云：元神何宅，心为之宅，元神何门，囟为之门（见《康熙字典》）。
以上所引诸端，亦可谓其不知神明在脑乎？夫我亿万同胞，黄帝之子孙也，《内经》一书，乃黄帝留以保护后世子孙者也。纵其书有大醇小疵，而但于其大醇之处，通变化裁，自能普济群生；其小疵之处，置而不论可也。此尊祖敬宗之义也，亦保存国粹之义也。仆愿某君再三深思之，且至清夜时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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