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垣曰：脾胃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饱食太甚，病乃大作。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两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或发表，或攻下，致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茵陈等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误治而变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因以生平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论》一篇。
（震按：此即大兵之后继以大疫之谓也。观此论而始晓然于劳役饥饱之病原，诚哉其为内伤矣。如是之疫，宜补不宜泻，若达原饮、白虎、承气，正犯东垣所呵责也。考其时是金天兴元年，因蒙古兵退而改元耳。寻以疫后医师、僧道、园户、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国用。民生其时，岂不苦极？若今太平之世，民皆安乐饱暖，纵有劳役，及饮食失节者，不过经营辛苦之辈，设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大疫绝无，而恰合东垣内伤论者亦甚少。惟是饱暖思淫欲，真阴却早内伤，则外感病中之虚证，反不少耳。）
《卫生宝鉴》曰：总帅相公，年近七旬，南征过扬州，俘虏万余口，内选美色室女近笄者四，置于左右。予曰：新虏之人，其惊忧之气蓄于内，加以饮食失节，多致疾病，近之则邪气传染，为害最大，况年高气弱，尤宜慎也。总帅不听，至腊月班师，大雪，新虏人冻馁，皆病头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月至汴，相公因赴贺宴，痛饮数次，遂病。脉沉细而弦，三四动一止，现证与新虏人病无异，三日而卒。《内经》云，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失时之和，因而感邪，其气至骨，可不畏哉！
（震按：喻嘉言《疫病论》，引仲景“平脉篇”中寸口脉阴阳俱紧者一节，阐发奥理。谓清邪中上，从鼻而入于阳；浊邪中下，从口而入于阴。在阳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在阴则足膝逆冷，便溺妄出。大凡伤寒之邪，由外廓而入，故递传六经；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故直达三焦。三焦相溷，内外不通，致有口烂舌断，声嗢咽塞，痈脓下血，脐筑湫痛等变。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使邪不能入；若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此与吴又可之论暗合，较之李、罗二家所述劳役忧惊冻馁致病者迥别。惟云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种种恶秽，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斯无人不病，是诚诸疫所同。然向来辟疫方法，或以雄黄塞鼻，或吃蒜头烧酒，或于发中簪霹雳木，或家供《文昌大洞经》，然有验有不验。盖大疫之兴，关乎劫运，应遭劫者，莫可逃也。相传崇祯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医祷不及。后有外省人员到京，能识此病，看膝湾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红色速刺出血，可无患，人争就看，死者已二十余万。此明亡国之征，岂非劫运乎？）
汪石山治一少年，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热，小便长。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也，若用利药，是杀之也。兹宜合补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气汤，去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余帖而安。
（震按：房劳后患疫，喻氏所谓太阳少阴两感也，汪公则以内伤外感为两感，义殊不同。补中益气、清暑益气，药颇相同，而一则变剧，一则取效者，妙在加减诸味也。）
壶仙翁治张文学，病时疫。他医诊其脉，两手俱伏，曰：阳证见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壶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阴脉也，升之则死矣。卒用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
（震按：此条是温疫病以证为则，勿专以脉为凭之一据。）
虞恒德治一妇，三月间，患瘟疫证三日，经水适来，发热愈甚，至七八日，病剧，胸中气筑作痛，不能卧。众医技穷，入夜迎翁。病者令婢磨胸不已，六脉俱微数，极无伦次，又若虾游状。翁问曰：恐下早成结胸耳。主人曰：未也。翁曰：三日而经水行，则里虚与下同。乃用四物汤、黄龙汤、小陷胸汤共为一剂，加姜、枣。主人曰：此药何名？翁曰：三合汤也。一服而诸症悉减。
（震按：此以大黄、黄连、生地、人参同用，亦近日治热病之常法。）
吴又可曰：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症，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求决死期。余诊得脉尚有神，下症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少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少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半平复。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过三四人而已。
（震按：此条结句云，千人中不过三四人，自言其不可以为法也。案中不载神昏谵语，可见昏谵之至者多不能救。此人原非绝证也，惜不载脉象虚实若何。然云脉尚有神，想即陶氏所谓有力为有神也。）
《辍耕录》载元伯颜平宋后，搜取大黄数十车，满载而去，班师过淮，俘掠之民及降卒与北来大兵咸病疫，以大黄疗之，全活甚众。宋元《通鉴》载作耶律楚材灭夏之事，则大黄洵治疫之妙品也。吴又可《瘟疫论》赞大黄为起死神丹，原非杜撰，然与东垣所论则迥别矣。要之两家各有至理，惟明乎运气，熟于脉证者，两家之说俱可救人也。
孙东宿有仆孙安，远行途次，食面三碗。劳倦感疫，又加面伤，表里皆热，昏闷谵语，头痛身痛腹痛。医以遇仙丹下之，大便泻三四十行，邪因陷下而为挟热下利之候。舌沉香色，额疼口干，燥渴烦闷，昏昏愦愦，脉左弦数，右洪数，但不充指。知为误下坏证，以柴胡、石膏各三钱，白芍、黄芩、竹茹、葛根各一钱，花粉、甘草各五分，山栀、枳实各七分，葱白五茎。煎服后，半夜吐蛔一条，稍得睡。次早，大便犹泻二次，呕吐酸水，腹仍痛。改用小柴胡加滑石、竹茹。夜热甚，与丝瓜汁一碗，饮既，神顿清爽。少顷，药力过时，烦热如前，再以丝瓜汁一大碗进之，即大发战。东宿谓此非寒战，乃作汗下之征耳。不移时，汗果出而热依然。因忆《活人书》云，再三汗下热不退，以人参白虎汤加苍术一钱如神，迹此再加元参、升麻、柴胡、白芍、黄连。饮后，身上发斑，先发者紫，后发者红。中夜后，乃得睡而热散，斑寻退去，腹中微疼，肠鸣口渴，右脉尚滑，左脉已和。再与竹叶石膏汤加白芍、苍术，服后睡安，腹仍微痛。用柴胡、白芍各一钱，人参、酒芩、陈皮、半夏各六分，甘草三分，乌梅一个，腹痛渐减而愈。惟两胯痛不能转动，此大病后汗多而筋失养之故，用参、芪、白芍、枸杞、苡仁、木瓜、熟地、归身、川柏、牛膝、桑寄生，调养全安。
（震按：战汗后热不退，势亦危矣，引用《活人书》治法佳极。再看其石膏、人参之去取，并不执著。两胯疼痛之调养方更周到，的是高手。）
程家内眷，其夫殁于疫疠，新寡七日，疫即及之。大热，头疼口渴，胸胁迸痛，医与小柴胡汤，夜忽梦夫交，泄而觉，冷汗淫淫，四肢如解，略不能动，神昏谵语，面如土色，舌黑干硬。迓孙东宿诊之，六脉沉弦而数，大小便俱秘。乃曰：此亦阴阳易类也。疫后有是，危已极矣。以生脉散加柴、芩、桂枝、甘草，水煎。将伊夫昔穿旧袴裆烧灰调下，两剂而神醒，体温汗敛，舌焦渐退。次日，仍以前方加枣仁、竹茹，四肢始能运动，徐进粥汤而愈。
（震按：梦中之阴阳易大奇，故夫之烧裈散更巧。）
张路玉曰：瘟有虾蟆瘟、鸬鹚瘟、疙瘩瘟、瓜瓤瘟，形证各别。庞安常又有玳瑁瘟之说。余治洪德敷女初冬发热头痛，胸满不食，已服过发散消导药四剂。至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时奔响，屡欲圊而不可得，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与玳瑁无异，见者大骇。余诊之，喘汗脉促，神气昏愦，虽脉证俱危，喜其四围有红晕鲜泽，若痘疮之根脚，紧附如线，他处肉色不变，许以可治。先与葛根黄芩黄连汤，加犀角、连翘、荆、防、紫荆皮、人中黄，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发透，乃以凉膈散加人中黄、紫荆、犀角，微下二次。又与犀角地黄汤加人中黄之类，调理半月而安。
（震按：戈存橘《补天石》有黄耳、赤膈二证。赤膈亦头疼身痛发热，但胸膈赤肿，或起疱，用荆防败毒散去参，加犀角、芩、连、紫荆皮。表证退后便燥者，用凉膈散。张公之案，蓝本于此，但所叙诸瘟，近不概见。盖世值圣明，光天化日之下，疫息潜踪矣。故屠苏饮久不用，而老君神明散、务成子萤火丸、太仓公辟瘟丹、李子建杀鬼丸等，皆无人道及。惟五瘟丹、消毒丸、黑奴丸、人中黄丸、香苏散、清凉救苦散等方尚有用者，以其药平稳而方简易也。）
外纪载哥阿岛患疫，有名医卜加得，令城内外遍举大火烧一昼夜，火息而病愈。盖疫为邪气所侵，火气猛烈，能焚烬诸邪，邪尽则病愈，有至理焉。又云：时气一行，以草绳度病人之户，屈而结之于壁，则一家不染。又《过庭录》云：赵清献公好焚香，谓可却疾，并辟疫。此与举火义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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