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不道德的事虽然很多，但是对于人们的交往有大害的只有怨尤。象贪吝、奢侈、诽谤这一类的事，固然都是很明显的不道德行为。可是仔细思考，这些行为的本质并非完全不好，有时由于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就能免于不道德之名。比如爱财无餍称为贪吝。但爱财是人的天性，为了充分满足这一天性，就不能责怪他。惟有贪得分外之财，即求之不得其所，爱财逾乎常轨，出乎情理之外，或昧于求财之方，违背了情理的时候，才可以说是贪吝不道德。所以不能看了爱财的内心活动就马上给它下一个不道德的评语。在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限上有一定的道理。在界限以内的叫做节俭，又叫经济，应当是社会上值得倡导的一项美德。奢侈也是这样，只能依凭是否与身分相称这点来判定德与不道德。喜欢穿轻暖的衣服和住好房子，都是人之常情，合乎自然的道理来满足需要，怎能说是不道德呢？财积当散，不逾常理的散财行为，就可以说是人间的美事。
诽谤和辩驳也是很不容易区别的。诬蔑别人叫做诽谤；发表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以解除别人的疑惑，就叫作辩驳。所以在社会上尚未发现真正的公道以前，还不能断定人们的议论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在是非未定的期间，虽可将社会的舆论作为公道，但欲明悉舆论所在也很不容易。所以不能一见诽谤别人的人就马上说他不道德。要想区别它到底是诽谤还是真的辩驳，就必须首先寻求世间的公道。
此外如骄傲和勇敢、粗野和率真、固陋和踏实、轻薄和敏慧等，都是相对的，要由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来区分德与无德。如果行为的本质完全是不道德的，不管它的场合角度如何，都可以认为是最不好的行为，那就只有怨望了。怨望是行为的阴暗面，而不是进取的。自己由于其他的情况而感到不满，却不反求诸己，而对他人多方苛求，以解慰自己的不满。这种手段，对于自己未必有益，对于他人却是有损的。如在比较别人的幸运和自己的不幸以后，并不省察自己不足之处，设法弥补，却想使别人陷于不幸，使别人的情况恶化，以求与我一致。这就是所谓“恶之欲其死”的行为。这种人为了弥补自己的不幸而损害社会一般人的幸福，实在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
有人说欺诈或说谎这类坏事的实质也不好，与怨尤相比并无轻重之别。我想这句话虽似有理，但如就事件的原因和结果来说，却不能说它们本身之间没有轻重之别。欺诈和说谎固然是大坏事，但非产生怨尤的原因，而多半是由怨尤而产生的结果。怨尤恰如“众恶之母”，因为有它，才产生世间的一切坏事。如猜疑、嫉妒、恐怖、卑怯之类都是由怨尤而生。从它的隐匿形态来看，就是私言密语，阴谋诡计；如一旦爆发出来，便成为朋党暗杀、暴动内乱，不但对于国家丝毫无益，且如祸乱波及全国，大家还不免受害，真是所谓牺牲公利以逞私忿。
怨尤对于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害。今试追溯它的根源，就只是一个“穷”字。但这并不是指困穷、贫穷的穷，而是指堵塞人的言路，妨害人的活动那种行为，使人类的本能活动陷于穷迫。若是把贫穷、困穷当作是怨尤的原因，那末天下的穷人都要申诉不满，富贵的人就成了“众怨之府”，人与人间的关系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不过事实上决不是这样的。无论怎样贫贱的人，如果明白自己所以贫贱的原因，即如了解贫贱的原因在于自己本身，就决不会盲目地怨恨别人了。现在我们不必列举例证，只要看看现在世界上确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却能很好地保持社会上人与人间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了。所以说富贵并不是众怨之府，贫贱也不是不平之源。
由此想来，怨尤并不是由贫贱产生的，只是人的本能活动遭到束缚，处于祸福不能自主的偶然地位之人才易于发生。从前孔子曾经叹息过女子与小人很难对付。现在想来，这可以说是孔子从他自己的体验而指出的弊害。若就人的心性来说，男子和女子并没有差别。再者，他所说的小人指的就是奴仆，但奴仆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奴仆。而奴仆与贵人的天生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单说女子和小人难于对付呢？这是因为经常对人民灌输卑屈的意识，束缚弱小的妇女和奴仆，使他们丝毫不能自由行动，就形成了怨尤的风气，发展到了极点，就连孔夫子也不得不为之叹息。本来如果行动不得自由，就一定会怨尤别人，这是人的本性。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就好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但是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不知道这种道理，又不从别方面研究，而徒作此不明智的叹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孔子的时代距我们明治年间已有两千多年。在没有开化的时期，如果想要顺应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来施行教化，以维持当时社会的人心，就不能不采用束缚式的权宜方法。即令孔子真是圣人，有洞察万世以后的远见卓识，而在当时运用这种权宜方法也不会于心不安的。所以后世学孔子的人，也不可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来决定取舍。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兹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即日本封建时代许多诸侯的侍女的情形，最能说明怨尤的流行有害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在当时的诸侯府里，是一群无学无识的妇女侍奉一个无智无德的主人，勤劳不赏，懒惰不罚；有进谏而被斥骂的，有不进谏而被斥骂的；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欺诈也不好，不欺诈也不好，一天到晚，只是随机应变，以图侥幸获得主人的宠爱。这种情况就如无的放矢，射中的不算巧，不中的也不算拙，可以说是和人世外的另一天下一样。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喜怒哀乐的心情一定会变质，而与其他的人间世界不同。即使她们中间偶然产生出人头地的人，别人也不学习其出人头地的方法，只有羡慕之心，羡慕之极就发生嫉妒。因此成天忙着嫉妒同辈，怨恨主人，那里有工夫去考虑主人家的恩情？在她们之间，忠信节义不过是门面话，实际是席子上撒了油，没人看见的地方就弃置不擦拭，甚至在主人病到危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起平日互相嫉视的情形，而不去照顾主人的病。更进一步，由于怨尤嫉妒到了极点，就是毒害主人的传闻也并不少。如果将古来有关的这种大坏事加以统计，又如将诸侯府中发生的数目和一般社会中发生的数目相比较，一定是诸侯府中所发生的坏事多些，这是可以断言的。怨尤的为祸岂不是很可怕吗？
看了上述诸侯的侍女这个例子，就可以推知一般的社会情形。人世间最大的祸害是怨尤，而怨尤的根源是“穷”，因此不可不广开言路，也不可妨害人的活动。试将英美各国的情况和日本的情况相比较，在人的社会关系这点上，如果有人问究竟是哪一方面摆脱了诸侯府中的那种情况，我们就会这样答复：今天日本的情况虽不能说是与幕藩时代完全一样，但如就两者之间的距离来说，则日本的情况是较近于幕藩时代，而英美诸国却是比较远的。英美人并不是不贪吝骄奢，也并不是不粗野暴乱，而且也有欺诈行为，其风俗决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只是在暗藏怨尤之情这一方面，却和日本有不同之处。现在的有识者主张成立民选议会、要求出版自由，其得失姑置不论。这种主张的动机，不外乎是这些有识者认为，不能使现代的日本国家象过去的诸侯府中那样，不能使今天的日本人民象过去诸侯的侍女，而欲变怨尤为积极行动，消灭嫉妒的心理，鼓励互相竞争的勇气，祸福毁誉全凭自己的力量来掌握，从而使全社会的人都认识自作自受的道理。
堵塞人民的言路，妨害人民的活动，乍听起来，好象只限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一种弊病。其实这种弊病不一定只在政府方面流行，在民间也有很大的流毒，所以仅有政治上的改革仍不能根除。兹就政府以外的情形再说几句，以附篇末。
本来人们都是喜好交际的，但因习惯关系，有时却反而厌恶交际。世间有孤僻成性的人，故意住在山村僻邑，躲避一切社会上的往来，这种人名为隐士。也有些人并不是真隐士，只是不愿和别人打交道，深居简出，力避尘俗，自鸣清高。试察这些人的本意，也不一定是因为嫌恶政府的措施而萌退志，只是意志薄弱消沉，没有接触事物的勇气，而又度量狭小不能容人。因为不能容人，也就不为人所容。人退一步，自己也退一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遂致视同异类，最后竟形成仇敌，互相怨尤，真可以说是社会上的一种大祸害了。
又在人们的交往中，还有并未见到对方的人，只看到对方所作的事，或由远方传闻对方的话，觉得与自己的意见稍有不合，就不但不发生同病相怜的感情，反而起了厌恶嫌忌的念头，而且多半是过分的。这也是天性和习惯使然。例如协商一件事情，靠传言和通信多不能解决问题，而一经面谈往往就圆满解决。又如经常传闻某人有什么说法，但当面一谈，却知完全不是那样。盖因人类至情中存有宽恕的心理，既能宽恕，即能互通情谊，怨尤妒嫉的念头就会顿然消失。古今有不少暗杀的事例，我常常说：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使暗杀者和被杀的人共处几天，彼此毫不隐讳地吐诉真情，则无论怎样深的仇敌，不仅会互相和好，而且可能结成至好的朋友。由此可见，堵塞言路与妨碍活动不只是政府的弊病，还普遍流行于全国人民之间，虽学者亦或难免。这说明若不接触事物，人一生的蓬勃朝气就难于发生。故言论应听其自由，活动应听其自由，富贵贫贱也只能听凭本人自行获取，不容许他人加以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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