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一语，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许多人讲话，即席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听的一种方法。我国自古没有听说有过这种方法，只有寺院里的说法和演说差不多。在西洋各国，演说极为盛行，上自政府的议院、学者的集会、商人的公司、市民的集聚，下至冠婚丧祭、开店开业等琐细的事情，只要有十个人以上集合在一起，就一定有人说明集会的主旨，或发表个人生平的见解，或叙述当时的感想，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实已无待赘言。例如现在世界上有所谓议院之说，议院开会时，如不先有讲演的方法，则虽有议院，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用演说的方式说明事物，其重要与否姑不置论，现在且只指出一点，即口头叙事会让人自然产生兴趣的。比如用文章叙述出来不大使人感兴趣的事情，一旦改用语言说出，则不但容易了解，而且感人至深，古今有名的诗歌都属于此类。若把这些着名诗歌译成普通文章，便觉索然无味。但如按照诗歌的方法，具备诗歌的体裁，便觉兴趣盎然，使人心受到感动。因此把一个人的意见传达给众人，其快慢程度与传达的方式方法大有关系。
为学不限于读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实已无待赘言。学问的要诀，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便等于无学。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朱子学派的书生，在江户①钻研多年，把朱子学派各大家的学说抄写成本，昼夜不息，几年之间抄了几百卷，自以为学业成就，可以返回故乡。他自己走东海道，把抄写的书放在箱里，托绕道航行的船装运，不幸船在远州洋面出事。由于遭此灾难，书生自身虽然返回家乡，可是学问则尽沉海底。这时候他的身心已经一无所有，恢复所谓“空无一物”的原状，其愚昧正与以前无异。现在的洋学家，也不是没有这种毛病，试到现在都市的学校里去看一看他们那种读书和讨论问题的情况，似乎也不能不称他们是学者。但如一旦收回他们的原书，让他们到乡村里去，恐怕他们在遇到亲戚朋友的时候，就会说出“我的学问存放在东京了”这种奇谈吧。
①明治维新以前东京的旧名。——译者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说学问的本旨不限于读书，而在于精神的活动。要想灵活进行这种活动，付诸实践，就非下种种工夫不可。“observation”一语，是观察事物的意思。“reasoning”一语是研讨事物的道理，并加上自己的见解的意思。只此二者，还不能说是已尽为学之能事。此外尚须博览群书，着书立说，与人交谈，或发表意见。要用尽以上各种方法，才能算是致力学问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借观察、研讨、读书等方法搜集知识，借谈话交换知识，并以着书和演说为传播知识的方法。不过在以上各种方法之中，有的只要一个人即能办到。至于谈话演说，则非借助于多数人不可，演说会的重要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国人民最可忧虑的事情，莫过于见识太低，指导他们提高，当然是现今学者的职责。只要认清了指导的方法，便不可不尽力从事。可是明明知道谈话演说在治学上的重要性，却没有人肯实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那只是由于学者们的懒惰罢了。人世间的事情，原有内外两面的区别。正因为事有两面，所以非双管齐下，全面发展不可。现在有很多学者，只在内部一方面下工夫，而对外界的事物不甚了了。这一点不可不加思考。殊不知必须做到内心沉潜如深渊，待人接物活泼如飞鸟，律己严谨不苟，待人豁达无边，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学者。
论人的品行必须高尚
前节已经指出现在我国最可忧虑的事情是人民的见识不高。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不能专凭谈论玄妙的理论来衡量。如禅家有所谓悟道之说，其理论玄妙无稽，看了僧侣们的行为更觉迂远而不切实用，事实上等于毫无见识。
再者，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又不能专凭见闻渊博与否来判定，有的人读万卷书并与天下人交往却没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如墨守陈规的汉儒学家就是这样。不但是儒学家，就是西洋学家也不免有这种毛病。现在有志于日新月异的西洋学问的人，或读经济书，或讲修身，或学哲学，或习科学，把精神日夜寄托在学问上，其辛勤钻研之苦，有似古人之刺股悬梁。但如果涉及他个人的情况，却会发现并非如是。这种人眼里看着经济书，却不会经管自己的家产；口讲修身，却不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把他们的言行比较一下，完全和两个人一样，更看不到他们有一定的见识。
这一类的学者，他们口里讲的和眼里所见的事情虽然不能说是不对，可是把事物的“是”当作“是”的心情，和把“是”当作“是”而加以实行的心情，完全是两回事。这两种心情，有时并行不悖，有时分道扬镳，俗语所说“当医生不会养生”和“读论语不懂论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不在于空谈玄理，也不能只凭见闻渊博。
那么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提高人的见识，从而提高品行呢？其要诀只有一个，就是把事物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力争向上，不要自满自足。不过这里所说的事物情况的比较，不单是一事一物的比较，而是把此一事物的全面情况和另一事物的全面情况排列起来，权衡双方的得失，毫无保留地进行观察。例如现在的青年学生，如果没有沉溺酒色的坏名声，并能谨慎用功，便不会受到父兄尊长的责备，甚至会表现出得意的神情。可是这种得意的表现，不过是和其他无赖学生比较的结果。学生谨慎用功，乃人之常情，不值得特别表扬。人生的目标本应有更高的要求。如果遍数古今人物，与某人比较，仅能与其功绩相等，便不能认为满足，必须向更高明的人物看齐。比如我有一件拿手的事情而他有两件，那么我便不能安于一得。何况要在后来居上的原则下，立志做个旷古空前、无与伦比的人呢？可以说现在人的职责，是十分重大。可是若仅根据谨慎用功一事来断定人生的前途，那就太缺乏考虑了。本来沉溺于酒色的人，只能说是一种不寻常的怪物。若与此怪物相比，而自鸣得意的话，那就好比仅具双眼即洋洋自得地向瞎子夸耀一样，适足表现其愚蠢。因此好作酒色之谈的人，不论他是言语中肯，或者论是说非，总而言之，不外是一个下流的论客，人的品行稍臻上流，就不会再说这种低贱的话，否则纵然议论风生，也不过惹人讨厌罢了。
现在日本人评论学校，不是说这个学校校风如何，便是说那个学塾管理如何。世间作父兄的人，专门关心校风管理之事。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那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西洋各国的校风决不能算好，甚或发生不堪入目之事，但在评论他们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仅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因此我认为主办学校的人，不要将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其他不良的学校相比较，而须参照世界的高水平的学校，来判定其是非得失。校风好和管理严密，虽不失为学校优点之一，可是这种优点正是学校中最不足挂齿的部分，毫不足夸。如果要想和高水平学校相较，就应在别的地方加倍努力，所以谈论所谓管理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时，决不能因管理周密而感到满足。
就一国的情形来说，也是这样。例如现在有一个政府，擢用贤良方正之士管理政务，体察人民的苦乐而采取适当的措施。信赏必罚，恩威并行，万民欢乐，歌颂太平，这似乎是值得夸耀的。可是所谓赏罚，所谓恩威，所谓万民，所谓太平，都不过是一国内部的事，一个或几个人的意识里面所形成的概念。因此其所谓得失，也只是和本国前一时代或其他坏政府相较，决非将全国所有情况，和其他国家从头到尾详细比较的结果。若将全国视为一个整体，来和其他文明国家对照，考察双方在数十年间所有设施的得失，而适当地取长补短，再据实际所见而论其损益，那么他们所夸耀的事情就决不足以夸耀了。
举例来说，印度立国不能说不古，其文化的发展远在西历纪元几千年以前，其理论的精湛玄妙，即与现在西洋各国的哲学相比，恐亦毫无逊色。又如从前的土耳其政府，也曾盛极一时，礼乐征伐之法，无不完备；国君贤明，朝臣忠正；其人口的众多，士兵的英勇，在当时邻近诸国中，更是独树一帜，因此一时名震四方。所有对印度和土耳其的评论，无不说印度是有名的文化古国，土耳其是勇武的大国。可是现在这两国的实际情形，已经大不如前。印度沦为英国的领地，人民无异于英国的奴隶。印度人的职业是种植鸦片来毒害中国人，而让英国商人贩卖鸦片获利。土耳其政府虽然名为独立，而商业大权掌握在英法人手里。因为自由贸易的关系，本国的物产日益衰微，无人织布，无人制造机器，因此人民不是挥汗耕田，便是游手好闲，虚度岁月。一切制成品都仰赖英法输入，国家经济无法治理，即使一向以英勇着称的士兵，也受穷困的影响失去作用。
以上所述印度之文和土耳其之武，虽曾赫赫一时，但都不曾对其国家的文明有所贡献，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人民所看到的仅限国内的事，满足于本国的现状，并将其一部分情况与他国相较，以为不相上下，即自欺欺人，议论和同伙的见识都停留在这种地步，不知胜败荣辱须指全局而言，因而万民歌颂太平，或作兄弟阋墙之争，结果于不知不觉之中遭受外商权势的压迫，直至国破家亡而后已。试观外商所到之处，在亚洲已是所向无敌，诚属可怕。若对这个劲敌感觉威胁，而又羡慕该国的文明，则须将内外情势详加比较，并为国家前途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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