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六篇里论及尊重国法，主张每一个国民都要努力尽到两个人的职责，在这里我要再来详细叙述一下国民的任务与职责，以补第六篇之不足。
凡属人民，均应一身兼负两种职责：一方面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充当一个公民，这是作客的立场；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共同协商，结成一个称为国家的公司，制订法规，并付诸实施，这是当家作主的立场。比如某一市镇有居民一百人，结成一个公司。大家商定章程，并付诸实施，从这一点来看，这一百个人都是公司的主人。但就公司里的人都不可违背所定章程来看，这一百个人又是公司的客人了。因此国家就象一个公司，人民就象公司里的成员，每一成员都负有主客两种职责。
第一，先以客人的身分来讲，凡属一国的人民，均须尊重国家法律，不可忘记人与人平等的原则。我既不愿他人损害我的权利，我也不可损害他人的权利；我之所乐，他人也以为乐，故不可夺人之乐，以增我之乐；更不可窃取他人之物以自富；既不可杀人，也不可谗害别人；而应严守国法，服膺人与人平等的大义。基于国家政体而制定的法律，即或感到尚不完备，也不应妄行破坏。出兵或与外国缔结条约，权在政府，虽然此权系由人民根据约法授与政府，但如非参与政府职权者决不可干预其事。若是人民忘却此义，一见政府措施不合己意，即肆加非议，或不遵守法令，兴师动众，甚至一马当先，拔刃相见，那末国政就一天也不能维持了。这好比上述一百个人组织的公司，经协商后推定十位经理，但其余的九十人都不赞同经理的办法，各自为政，经理要卖酒，九十人偏要卖饼，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人一意孤行，私自卖起饼来，或者违背公司章程，毫无道理地与他人争论，这样公司的买卖就一天也做不成，势须解散，而公司的损失，则将由百人分担，那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由此可见，国法中若有不完备之处，没有道理以此作为口实而进行破坏，如果事实上发现不正不便的具体条款，也须平心静气，向相当于一国经理的政府建议，促其改革，万一政府不肯采纳，也只好尽力忍耐，以待时机。
第二，再就主人的身分来说，全国人民不能人人执政，故订立下述的约法，即设立政府，委以国政，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可见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比如由公司的成员百人中选出经理十人，等于政府。其余的九十人则相当于人民，那九十人虽然不在公司里办事，但也将事务委交自己的代理人，那么他们就是公司主人的身分了。至于选出的十位经理，现在办理公司事务，乃是按照契约，受了公司的委托，依据其意志行事，所办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司的公务。因此世人称政府事务为公务。顾名思义，追本溯源，凡属政事，决不是官吏的私事，而是代替人民管理全国的公共事务。由此可见，所谓政府，就是承受了人民的委托，遵行约法，使全国人民，无分贵贱上下，都能行使其权利，并须做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假如有一群盗匪闯进民家，而政府见了不能制止，就可以说政府是盗匪的徒党。若是政府不能贯彻国法的旨意，以致人民遭受损害，则不论损失的多少，出事的迟早，都应该负责赔偿。比如由于官吏的疏忽，使国人或外侨遭受损失，因而赔偿了三万圆。而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赔款的出处是人民，那末按日本人口三千万人计算，每人就要分担十文钱，倘若官吏如此疏忽十次，每人就要出一百文。如果一家五口，就要出五百文。乡下的农户有了五百文钱，就可以一家围坐，摆设酒宴尽一夕之欢。由于官吏们的疏忽，而使全日本国的无辜小民失去无上的欢乐，那是多么不幸？从人民的立场来说，好象是无端出了一笔傻钱，无奈人民具有国家主人的身分，既已将国事付托政府，这一切损失只好由主人承担下来，不应专为金钱损失而苛责官吏。所以人民应该时常留心，如果看到政府措施有不妥之处，即应毫不客气地予以深切正确的忠告。
人民既然是一国的主人，那么负担保卫国家的一切费用就是应尽的职责，在缴纳的时候，决不应稍露不满之色。要知道为了保卫国家，即须发给官吏薪俸，还不能不支付海陆军费及法院和地方官的经费。总算起来，数目似乎很大。可是每人要分摊多少呢？就日本的岁入来看，按照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出一、二日圆。一年间一人只出一、二日圆，却受到政府的保护，晚上不怕盗贼，单身旅行不怕抢劫，得以安然度日，岂不是大为上算吗？世间尽管有合算的买卖，可是再没比纳税给政府而受保护的事更便宜的。环顾世人，有的把钱花在美轮美奂的建筑上，也有的倾财于锦衣美食上，甚至有人花天酒地以致倾家荡产，这种花费是不能与纳税同日而语的。总而言之，不应当出的钱，即使一分也该爱惜，但是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钱，就该毫不迟疑地付出才是。
如上所述，如果人民和政府各尽本分，和衷共济，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政府方面越出本分，施行暴政，这时站在人民立场，就可能采取以下三种举动。一、屈从政府；二、用实力对抗政府；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
第一，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遵从正道是人的本分。倘若屈从政府人为的恶法，便是违背了作人的本分。并且一度屈从恶法，便为后世子孙留下恶例，酿成天下普遍不良风气。在日本古代，往往愚民之上有苛暴的政府，政府逞威，人民震恐，见到政府的处置，明知其不合理，但恐明辨是非就会触怒官吏，致贻后患，所以该说的话也不说了。所谓后患就是俗话所说挟私报复，由于人民害怕这种挟私报复的后患，所以不管政府如何无理，只知一味唯命是从。这种心理相沿成风，造成今日卑屈的状态。这就是人民卑躬屈节遗患后世的一例。
第二，用实力对抗政府，原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事，必须纠合同党，掀起内乱。这实不能称为上策。因为既经起兵与政府为敌，就只好把事理的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而致力于力量大小的较量。但就古今内乱的历史看来，人民的力量常较政府为弱。而且内乱一起，那一国的原有政治机构必然颠覆。可是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年月。因此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它，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再探索内乱的根源，总由于不合人情而起，可是人类世界上不合人情的事，再没有甚过内乱的。内乱一起，父子兄弟都会自相残杀，更不用说朋友关系了。真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这种恐怖情况下，人心越发残忍，人的举动几乎近于禽兽。弄到这样地步却希望施行比旧政府还好的良法善政，欲引导天下人情复归于善良，岂非梦想？
第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
在以上三策中，这第三策才是上策中的上策。因为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已由此论阐明，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来年。此外，用实力来对抗政府，会有得不偿失之患，若用真理来说服政府，就只会除去应除之害，而不会发生其他流弊。说理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不正当的措施，只须政府处置归于正途，则议论也就自然停止。若是用实力来与政府对抗，必然引起政府的震怒，势将不顾一切，益逞淫威，为所欲为，甘冒不韪。至于采用平心静气的说理办法，则虽暴虐政府的官吏，也是我们同国的人，见到我们因坚持真理而舍身力争，必将发生同情相怜之心，从而决心悔改。
凡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西洋称为“殉道”（martyrdom），虽然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日本自古以来，有很多战死的，也有很多切腹自杀的，均被称为忠臣义士，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如追寻他们舍身的原由，总不外是与两主争夺政权的战争有关，或是为了替他的主人报仇而慷慨捐躯，表面上似乎很堂皇，其实对于社会并无益处。他们相信各为其主，到了有愧主人时，就只有一死相报。这是不文明时代常有的事；今天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他们是不知死所。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指人类智德进步，每个人都能支配他自己，使人世间交往没有互相为害的事，从而各自行使其权利，达到社会上普遍的安全和繁荣。那么兴师也好，复仇也好，只要合乎上述文明的精神，兴师能克敌制胜，复仇能保全主人的名誉，且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工商业，以实现普遍的安全和繁荣，则亦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未抱有这种目的，况且那些忠臣义士也没有那种眼光，只是泥于因果之理，图报主人罢了。时至今日，这种为主人而捐生的所谓忠臣义士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名叫权助①的仆人，奉主人的命令出差，丢了一两金子，徘徊途中，自觉无以对主人，就决定在道旁树枝上用腰带自缢身死。世间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推此义仆寻死时的心理，察其实际情形，也未尝不可怜悯，真可以说是“出使未返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权助受了主人的委托，却丢失了一两金子，就拿一死来尽君臣之分，自以为无愧于古今忠臣义士，其忠诚可与日月争辉，名声可与天地共存。决不料世人是这样薄情，对他并不重视，既不为他立碑表扬，也不为他建祠祭祀，却认为权助为了一两金子而死，视生命轻于鸿毛。但是事体的轻重，不能用金子的多少和人数的众寡来衡量，而应视其是否有利于社会文明而定。因此那些忠臣义士杀了一万敌人而战死也好，权助丢了一两金子而自缢也好，其无益于今世文明则一，同时也分不出孰轻孰重。可以说义士和权助都不知死所，这等行为是不值得称为“殉道”的。就我所知，主张人民的权利，提倡真理，进谏政府，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自古以来，只有佐仓宗五郎①一人。但是关于宗五郎的传记，只有民间俗本之类，还没有详细列入正史。我如果能够得到材料，今后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表扬其功德，以供世人借镜。
①本文发表后，由于作者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引起了保守派的反感，导致“楠公权助论”的论战，楠公指楠木正成，即所谓忠臣的代表。后来作者化名写了《评〈劝学篇〉》一文，请参阅。——校者
①日本民间流传的农民运动领袖。传说他是十七世纪中叶下总（今千叶县）的村长，由于领主横征暴敛，独自向将军进行控诉，以致被处极刑，但赋税得以减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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