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指明从哪一天开始针对某人展开治疗。在研究参与人员当中，只有治疗师本人才会知道哪个人要接受心灵治疗。治疗师并不和他们的患者接触-甚至永远不会见面。他们只会拿到患者的一张照片、名字和淋巴细胞数量，以此来进行治疗。
每位治疗师都按指示，心怀意向期许患者身心安康，每天做一小时，每周做6天，为期10周，隔周休息。这种治疗方法史无前例，治疗组的每位患者都要由所有治疗师轮流处置。为彻底排除个别偏差，治疗师采用每周轮班制，因此他们每周都会被分配到一名新患者。如此便可以把所有治疗师都分配给整组患者，于是受研究对象就是心灵治疗本身，而非某个特定门派的疗法。治疗师要撰写疗程日志，记载他们的疗法信息，还有他们对患者健康情况的印象。等到研究结束，每位治疗组患者都会有10名治疗师，而每名治疗师会有5名患者。
伊丽莎白敞开心胸看待此事，然而她的保守习性却不断浮现。尽管努力尝试，她的训练和她本人的偏好也持续涌现。她依旧深信美洲土著居民抽烟斗和气轮吟诵都与治疗毫无关系，这类做法治不了晚期重症患者，这群男子病入膏肓，可以说是死定了。
然而她却看到她的晚期艾滋病患者，在6个月尝试期间逐渐好转，而控制组则有40%的死亡比例。然而治疗组的所有10名患者，不单单只是活着，根据患者本人所述以及医学检验报告，他们甚至还更健康了。
研究结束之际，患者由一个科学家团队进行检视，根据他们的病情，不可避免要得出结论:心灵治疗有效。
伊丽莎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结果。她和西瑟尔有必要确认这是心灵治疗的功效。他们反复检验所用协议。治疗团体有没有任何不同之处?所用治疗药物是否不同，医生不一样吗?他们的饮食不一样吗?他们的淋巴细胞数量原本相同，他们也没有更早就呈现艾滋病病毒的阳性反应。做完资料复查，伊丽莎白发现他们忽略了一个差别:控制组患者的年纪略长，年龄中位数为45岁，而治疗组的年龄中位数则为35岁。这个差距并不大一只有10年的年龄差，但是这或许就是其中有较多人死亡的因素。伊丽莎白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后，继续追踪患者，结果发现，接受心灵治疗的人活得较好，和年龄无关。不过，伊丽莎白知道他们处理的领域有很大争议，而且就表面上来看，这种效应也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按照科学规范，除非有十足把握，否则就必须假定这不是真的。
伊丽莎白和西瑟尔决定重做实验，不过这次为要扩大规模，还要控制年龄以及上回忽略的一切因素。这次为选定参与的40位患者做了完美配对，包括年龄、病情严重程度，还有许多其他变量，甚至他们的个人习惯一一抽烟量、做哪种运动、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连他们的吸毒量也都等量匹配。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群人配对得很好，再也找不到更理想的了。
这时已经发现了蛋白酶抑制剂，大家对这类抗艾滋病良药都寄予厚望。所有患者都按医嘱接受艾滋病标准三合一疗法(蛋白酶抑制剂加上两种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如齐多夫定)，不过其他所有治疗方法也都在继续进行。
由于三合一疗法对艾滋病患者的存活率有大幅影响，伊丽莎白便假定，这次两组患者都不会有人死亡。这就表示，她必须修改预想的结果。她希望藉由新研究来确定远距心灵治疗是否能够延缓艾滋病的发展进程。这能不能减少艾滋病界定疾病项数，改善淋巴细胞水平，减少医疗介入，增进心理健康?
伊丽莎白的谨慎态度终于获得了回报。6个月后，从所有参数来看，处理组都比较健康一-较少去找医师，较少住院，住院日数也较少，而且差异都很显著，新出现的艾滋病界定疾病较少，而且病况也明显较轻。治疗组只有两人新发展出艾滋病界定疾病，而控制组则有12人出现，同时治疗组只有3人曾经住院，控制组则有12人。根据心理测验记录，治疗组的心情也比较好。总计11项医疗测量值当中，有6项出现显著差异，显示接受心灵治疗的治疗组结果较好。
就连患者群的正向思考力量也受到控制。研究进行到一半，所有参与者都接受询问，请教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正在接受心灵治疗。结果治疗组和控制组都有半数人认为是，半数人认为否。这种对心灵治疗正反观点的随机分布现象，代表研究结果应该完全没有受到正向心态活动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者对自己是否接受心灵治疗处理的想法，和任何变量都没有关联。直到研究进行到结束阶段，受试者才能猜到自己是属于心灵治疗组。
为了确认结果，伊丽莎白还进行了50项统计调查，要全面排除可能促成结果的患者属性变量。这次就只剩下偶然，找不到其他因素了。
其结果无懈可击。不管他们是采用哪种心灵治疗法，不管他们对高等生灵的观点为何，所有治疗师都大幅改善了所属患者的身心健康。
一年后，伊丽莎白和西瑟尔的结果获得佐证，当时中美心脏专科医院发起一项心脏病住院病人远距祝祷效果研究，时间12个月。结果显示，接受祝祷的患者，较少出现不良病症，而且住院时间较短。然而，这项研究的“代祷者”都不是天资优异的治疗师，只要他们信仰上帝，还有当他们对神祷告，求神治愈某位病患，这时神能作出响应就可以。参与这次研究的人，全都使用某种标准祷词，其中多数是新教徒或罗马天主教徒，也有些并不属于任何教派。每人都有一名指定患者作为祝祷对象。
过了一个月，祝祷组的症状减轻了，比起接受标准疗法的患者至少好上10%，所采用的评分系统是由中美心脏研究院的三位经验丰富的心脏病学家负责设计，这套系统评定患者的病情，可分别被归入从极佳到悲惨不等的层级。尽管心灵治疗并没有缩短住院日数，就其他所有事项而言，接受祝祷组的患者的病情，却肯定都比较轻微。
除此之外，这时还有几项研究也分别在不同的大学进行。伊丽莎白本人则展开一项尝试(就在2001年本书撰写期间，那项研究仍在进行)，比较远距治疗师和护士产生的效果，那群保健专业人员看护患者的态度，或许也具有心灵治疗机制的功效。
和兰道夫·伯德的研究相比，在中美心脏研究院的研究有好几项重大改进。就伯德的研究而言，全体医疗人员都知道当时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在中美心脏研究院的研究期间，医疗人员对此则是一无所知。
中美心脏研究院的患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项研究，因此其中应该没有任何潜在心理效应。就伯德的研究而言，总计450名患者之中，有将近80位拒绝被纳入研究。这就表示，只有愿意接纳旁人代祷，或至少并不排斥的人士才能得以应邀加入。最后，在伯德的研究中，做祈祷的人都得知所属患者的大量信息，而就中美心脏研究院的研究而言，那群基督徒对他们代为祈祷的人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只得知要祈祷28天，别无其他。他们没有反馈，并不知道祈祷是否有效果。
伊丽莎白和中美心脏研究院的研究，都没有证明上帝是否亲自响应祝祷，甚至也没有证明它存在与否。中美心脏研究院的研究很快就指出一点:我们的观察结果只显示，当有人在院外怀着祝祷的心态谈起(或想起)住院病人的教名，患者在冠心病看护病房的处境显然就“比较好”。
事实上，就伊丽莎白的研究而言，只要心怀意向，期许病人痊愈，那么不管是采用哪种方法似乎都没有关系。不管从哪方面来讲，祈求蜘蛛女(在美洲土著居民文化中常见的祖母级重要角色)和祈求耶稣同样有效。伊丽莎白开始分析，试图评定哪位治疗师的疗效最强，毕竟他们采用的技术迥异。有位在匹兹堡开业的“能流校正”师，尝试治疗几位患者之后，便察觉到这些人都有一种共通能量场，后来她认为这是种“艾滋病能量识别标志”，于是便设法和患者的保健免疫系统进行接触，不去理会那种“坏能量”。另有一位的手法比较像是心灵手术，从精神上移除患者体内的病毒。还有一位是来自圣菲的基督徒，她在自己的圣坛前方进行治疗，坛上陈设着圣母玛利亚和多名圣徒的照片，还点着许多蜡烛，她自称已经招来灵界医师、天使和导师。另有些人，比如，那位喀巴拉治疗师，则只是集中注意能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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