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仲景之书，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知其书足以为万世法，而后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疑信相杂，未免通此而碍彼也。呜呼！自仲景以来，发明其书者，不可以数计，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闻有表章而示人者，岂求之而不得之欤？将相循习而不求欤？抑有之而余未之见欤？余虽不敏，僭请陈之。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以归咎于仲景之法，而委废其太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贻祸于后人，《伤寒论》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贻祸于后人，《伤寒论》其可一日缺乎？后人乃不归咎于己见之未至，而归咎于立法之大贤，可谓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后人虽移易无穷，终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观之，则其法其方果可委废太半哉！虽然，立言垂训之士，犹不免失于此，彼碌碌者，固无足诮矣。夫惟立言垂训之士，有形乎著述之间，其碌碌者当趑趄犹预之余，得不靡然从令，争先快睹而趋简略之地乎？夫其法其方委废太半而不知返，日惟简便是趋，此民生之所以无籍，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别白矣。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后人能知仲景之书，本为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则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御，夫粗工妄治之万变，果可惮烦而或废之乎？是知委废太半而不觉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
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犹六书假借，虽移易于穷，终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伤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谓其法通为伤寒、温、暑设，吁！此非识流而昧原者欤？苟不余信，请以证之：夫仲景之书，三阴经寒证，居热证什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耳，何由而为寒哉？就三阴寒证而详味之，然后知余言之不妄。或者乃谓三阴寒证，本是杂病，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谓其证之寒，盖由寒药误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与可汗、可下等诸篇而已。其六经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赞辞也。但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药误治，而成变证，则惟太阳为多，纵使三阴证，亦或有寒药误治而变寒者，然岂应如是之众乎？夫惟后人以仲景书，通为伤寒、温、暑设，遂致诸温剂皆疑焉而不敢用。
韩祗和虽觉桂枝汤之难用，但谓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且其著《微旨》一书，又纯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能窥仲景藩篱。又以夏至前，胸膈满闷，呕逆，气塞，肠鸣，腹痛，身体拘急，手足逆冷等证，视为温、暑，谓与仲景三阴寒证，脉理同而证不同，遂别立温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阴寒证，乃是冬时即病之伤寒，故有此证。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阴寒证，求对于春夏温、暑之病，不亦惛乎？虽然，祗和未悟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适当温、暑病作之际，其为惑也固宜，以余观之，其胸膈满闷、呕逆、气塞等证，若非内伤冷物，则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之病也？且祗和但曰寒而当温，然未尝求其所以为寒之故，能求其故，则知温、暑，本无寒证矣。考之仲景书，虽有阴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证，不过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并不言阴寒极甚之证；况其所治之方，亦不过升麻、甘草、当归、鳖甲而已，并不用大温大热之药。是知仲景所谓阴毒者，非阴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耳！后之论者，遂以为阴寒极甚之证，称为阴毒。乃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数语并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以治。窃谓阴寒极甚之证，固亦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观后人所叙阴毒，与仲景所叙阴毒自是两般，岂可混论。后人所叙阴毒，亦只是内伤冷物，或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而成耳，非天地恶毒异气所中者也。
朱奉议作《活人书》，累数万言，于仲景《伤寒论》多有发明，其伤寒即入阴经为寒证者，诸家不识，而奉议识之。但惜其亦不知仲景专为即病者立法，故其书中，每每以伤寒、温、暑混杂议论，竟无所别。况又视《伤寒论》为全书，遂将次传阴经热证，与即入阴经寒证，牵合为一立说。且谓大抵伤寒阳明证宜下，少阴证宜温，而于所识即入阴经之见，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阳明证之宜下者，固为邪热入胃，其少阴证，果是伤寒传经热邪，亦可温乎？况温病、暑病之少阴，尤不可温也。自奉议此说行，而天下后世蒙害者不无矣。
迨夫成无己作《伤寒论注》，又作《明理论》，其表章名义，纤悉不遗，可谓善羽翼仲景者。然即入阴经之寒证，又不及朱奉议能识，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于三阴诸寒证，止随文解义而已，未尝明其何由不为热而为寒也。
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遗即病之伤寒。其所处辛凉解散之剂，固为昧者有中风伤寒错治之失而立，盖亦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既惑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此说出于庞安常，而朱奉议亦从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桂枝汤，本不欲用于夏热之时也。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泮矣。何也？夫寒之初客于表也，闭腠理，郁阳气而为热，故非辛温之药，不能开腠理以泄其热，此麻黄汤之所由立也；至于风邪伤表，虽反疏腠理而不能闭，然邪既客表，则表之正气受伤，而不能流通，故亦发热也。必以辛甘温之药发其邪，则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汤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药者，盖由风寒在表，又当天令寒冷之时而无所避故也。后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于麻黄、桂枝之热，有犯于春夏之司气而不敢用，于是有须加寒药之论。夫欲加寒药于麻黄、桂枝汤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佚不传，致使后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景《伤寒论》，专为即病伤寒作，则知麻黄、桂枝所以宜用之故，除传经热证之外，其直伤阴经、与太阳不郁热，即传阴经诸寒证，皆有所归著，而不复疑为寒药误下而生矣。
若乃春夏有恶风恶寒，纯类伤寒之证，盖春夏暴中风寒之新病，非冬时受伤过时而发者。不然，则或者温、暑将发，而复感于风寒，或因感风寒，而动乎久郁之热，遂发为温、暑也。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此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虽不言暑病，然暑病与温病同，但复过一时，而加重于温病耳，其不恶寒而渴，则无异也。春夏虽有恶风、恶寒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于是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苟不慎而轻用之，诚不能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变，而亦无功也。虽或者行桂枝、麻黄于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发散之力，偶中于万一，断不可视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败毒散、参苏饮、通解散、百解散之类，不问四时中风伤寒，一例施之，虽非至正之道，较之不慎而轻用麻黄、桂枝于春夏以致变者，则反庶几。然败毒散等若用于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风寒之证而已，其冬时受伤过时而发之温病、暑病，则不宜用也，用则非徒无益，亦反害之矣。纵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时伤寒，用辛凉发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
凡用药治病，其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视偶然为当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于三阴经，每用温药，正由病之所必须，与用之有其时耳。余有别论，兹不再具。若概以三阴寒证，视为杂病而外之，得无负于仲景济人利物之至仁，而误后世乎？自近代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而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者，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则待为文具，又甚则束之高阁，而谓其法宜于昔而不宜于今，由治乱动静之殊，治静属水，乱动属火，故其温热之药，不可用于今属火之时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为即病者设法，则桂枝、麻黄自有所用，诸温热之剂，皆不可略矣。
若谓仲景法，不独为即病者设，则凡时行及寒疫、温疟、风温等病，亦通以伤寒六经病诸方治之乎？《伤寒例》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为治不同。”又曰：“寒疫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则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等，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观其所谓为治不同，所谓温疟、风温、温毒、温疫，脉之变证方治如说，岂非亡其法乎！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夫《素问》谓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者，言常而不言变也。仲景谓或热或寒而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若先备仲景之言，而次附己说，明书其名，则不致惑于后人而累仲景矣。昔汉儒收拾残编断简于秦火之余，加以传注，后之议者，谓其功过相等，叔和其亦未免于后人之议欤！余尝欲编类其书，以伤寒例居前，而六经病次之，相类病又次之，差后病又次之，诊察、治法、治禁、治误、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杂脉杂病与伤寒有所关者，采以附焉，其与伤寒无相关者皆删去。如此，庶几法度纯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乱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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