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飡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飡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咳嗽。其发为痿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则欬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
《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飡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欬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
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飡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来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欬。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己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疾，因欬而动于脾之湿，是以咳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原，故为温病耳。”
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文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飡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悟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
夫洞泄也，痎疟也，欬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飡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飡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飡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邪！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欬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
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秋令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长夏，其不及为湿所胜，其太过则同于火化，其平气则又不伤人，此《经》所以于伤人止言风、暑、湿、寒，而不言燥也。或问余曰：五运六气七篇，所叙燥之为病甚多，何哉？余曰：运气七篇，与《素问》诸篇，自是两书，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元文也。余今所推之义，乃是《素问》本旨。当自作一意看。）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趋下，以泄出也。其为飡泄，亦类此义。（说者谓春伤风，为内通肝；洞泄、飡泄，为木乘土。又谓不发于春，为邪避木旺，发于夏，为木衰邪动。窃谓风既通肝，则正当木旺之时，木极盛，土极衰矣。理宜乘旺而即发于春，不宜反过时而发于夏也。且夏火司权，母能滋子，何故不发于土衰极之时，而反发于土受滋之时乎？其说不通，难以凭据。）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郁，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欬，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既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欬，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欬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欬嗽也。
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痎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遂谓冬伤寒，必当得病于春。其冬伤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论。若此者，可不谓之弃本逐末乎！）《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饱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
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矣。姑摭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飡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伤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疾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复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韩祗和谓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余谓此止可论温病之有恶寒者耳，其不恶寒者，则亦不为再感而后发也。故仲景曰：太阳病，不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为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为温病者，比比皆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己亢极，则胜己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己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时伤令、令伤时之说委曲衍说者，固不暇患辨也。呜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盖为其有害大义，晦蚀经旨，以误后人，故不敢谀顺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辞矣。但未知观者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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