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无虚日。邻人樊滋夫妇，卧床数日矣，余自学来，闻其家人如杀羊声，急往视之，见数人用绵被覆其妇，床下置火一盆，令出汗，其妇面赤声哑几绝。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众犹不从，乃强拽去被，其妇跃起倚壁坐，口不能言。问曰：饮凉水否？颔之，与水一碗，一饮而尽，始能言。又索水，仍与之，饮毕汗出如洗，明日愈。或问其故，曰：彼发热数日，且不饮食，肠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热极，投之以水，所谓水火既济也，得无汗乎？观以火然枯鼎，虽赤而气不升，注之以水，则气自来矣。遇此等证者，不可不知。
虞恒德治一妇，年二十九，三月间患瘟疫证，病三日，经水适来，发热愈甚，至七八日病剧，胸中气筑作痛，莫能卧，众医技穷，入夜迎虞治。病者以绵花袋盛托背而坐于床，令婢摩胸不息，六脉俱微数而无伦次，又若虾游状。虞问曰：恐下早成结胸耳。主人曰：未也。虞曰：三日而经水行，致中气虚与下同。乃用黄龙汤、四物汤、小陷胸汤，共为一剂，加姜、枣煎服。主人曰：此药何名？虞曰：三合汤也。一服诸证悉减，遂能卧，再服热退病安。又因食粥太多，复病热作内伤，治用补中益气汤，出入加减，调理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弱冠，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热，小便长，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则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也。若用利药，是杀之耳。古人云：疫有补、有降、有杀，兹宜合补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气汤，除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余帖而安。
壶仙翁治文学张微伯，病风热不解，时瘟疫大行，他医诊其脉，两手俱伏。曰：此阳证见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翁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阴脉也，升之则死矣。卒用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疠，初觉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伤寒，诸药杂治，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曰：身半以上，天之气也，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耳，用普济消毒散如法服之，活者甚众，时人皆曰天方。
罗谦甫治中书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时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发，头面肿疼，耳前后肿尤甚，胸中烦闷，咽嗌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胫尤甚，由是以床相接作坑，身半以上卧于床，身半以下卧于坑，饮食减少，精神困倦而体弱，命罗治之。诊得脉浮数，按之弦细，上热下寒明矣。《内经》云：热胜则肿。又曰：春气者病在头。《难经》云：蓄则肿热，砭射之也，盖取其易散故也。遂于肿上，约五十余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状，顷时肿痛消散，又于气海中，大艾炷灸百壮，乃助下焦阳虚，退其阴寒，次于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壮，治足胻冷，亦引导热气下行故也。遂处一方，名既济解毒汤。论曰：热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远近，无越其制度，以黄芩、黄连苦寒酒炒，泻其上热以为君；桔梗、甘草，辛甘温上升，佐诸苦药以治其热；柴胡、升麻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发散上热以为臣；连翘苦辛平，以散结消肿；当归辛温，利血止痛；酒煨大黄苦寒，引其上行至巅，驱热而下以为使。投剂之后，肿消痛减，大便利，再服减大黄，慎言语，节饮食，不旬日良愈。
秋官陈同野，元气素弱，脉细微而伏，用参、术、芎、归、陈皮、柴胡、升麻、炙甘草以升举阳气，用牛蒡、玄参、连翘、桔梗以解热毒，二剂肿顿消，而脉亦复矣。设以脉微细为纯阴，以肿为纯阳，药之鲜有不误者？
江篁南治给事中游让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头风证，始自颈肿，时师以为外感，而误表之，继以为内伤，而误补之，面发赤，三阳俱肿，头顶如裂，身多汗，寐则谵语，绵延三日，喘咳势急。其亲汪子际以竹茹橘皮汤，继以川芎茶调散，合白虎汤，去人参服一剂而减。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药，至晚渐定耳，轮发水泡数个，余肿渐消，独耳后及左颊久不散。又次日以当归六黄汤为主，加散毒之药。延及二旬，顶巅有块，如鸡子大突起未平，及面颊余肿未消，有时头痛，大便稀溏，时二月中旬，江至，诊得左脉浮小而快，右脉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势，江按脉证，当从火治，以生黄芪八分，白术、薏苡各一钱半，茯苓、片芩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童便服，次日脉稍平，然两颊犹赤，早间或觉头痛。盖余火未全杀也，黄芪加作一钱二分，薏苡加作二钱，顶块渐消，以后加生芪二钱，更饮绿豆汤、童溲，五剂而愈。
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一方，凡因疫发肿者，服之无不效。方用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黄，水二盏，煎半，时时呷之。
崇祯壬午癸未，时疫盛行，道殣相藉，发汗和中药内，惟用人参者，多以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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