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原子时代，21世纪则很可能成为零点时代。
--哈尔·普索夫
普索夫、布劳德等科学家都曾经面对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课题:他们所观察的非定域效应的终极效益。他们的研究指出，或有几种优雅的形而上观念可以说明人类和所处世界的关系，不过还有几项现实考虑因素依旧尚未得到解答。
意识的力量有多强大?个别意识的相干性究竟有多大的“感染”力?我们有没有办法实际接通宇宙能量场，藉此控制自身健康，甚至用来治疗别人?这能不能治愈癌症一类的重大疾病?心理神经免疫作用一一心灵治疗对肉体病症所产生的疗效该不该归功于人类意识的相干性?
布劳德的研究更明显指出，人类意向或许可以发挥疗愈作用，而且效能还特别强大。我们似乎有办法条理化地组织零点能量场中的随机起伏，并藉此为他人建立更有规律的“次序”。有了这类能力，我们就应该能够发挥疗愈导管功能，引入宇宙能量场来重新调理别人的构造。波普便主张，人类意识可以发挥提醒功能，让别人恢复相干性。只要有办法调动非定域效应，那么远距心灵治疗这样的学科肯定就行得通。
这时，我们显然有必要针对这类观念做实地测试，而且研究设计也必须小心从事，才能彻底解答其中的若干疑点。
20世纪90年代早期，解惑的机会降临出现了一位对远距心灵治疗相当怀疑的科学家，还有一群已经放弃生存指望的病人。
伊丽莎白·塔尔格是位年纪三十出头的正统精神病学家，父亲是普索夫的工作搭档拉塞尔·塔尔格，她也是斯坦福研究院远距观察实验计划的接班人。伊丽莎白对这两个领域同感好奇，一方面对她父亲在斯坦福研究院的远距观察研究很感兴趣，却又由于她受过严苛的科学训练而束手束脚。由于曾经追随父亲从事远距观察研究，因此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便拉她加入，当时她已经是该中心辅助疗法研究院的院长。她的一项职责，便是针对该诊所提供的各式疗愈术做正式研究，这些疗法大体上都被归为另类医学体系。她夹在双方阵营之间，经常显得左右为难一-希望科学能掌握、研究超自然奇迹，也希望另类医学更有科学根据。
她生命中原本存在分歧的走向开始汇聚。她接到一位朋友海拉·哈密德的电话，哈密德说自己患了乳癌。从事摄影工作的哈密德是伊丽莎白父亲手下最具有天分的远距观察员之一，她打电话是想要请教伊丽莎白，有没有证据显示另类疗法能协助治愈乳癌。远距心灵治疗也属于另类疗法，与远距观察不无相似之处。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传播进入高峰，在当时，诊断出艾滋病病毒，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当时伊丽莎白所处的旧金山，正是美国艾滋病传播的大本营。哈密德打电话之时，心理神经免疫学正是加州医学圈的热门话题。患者开始涌入镇民大会堂，聆听露易丝·海等热衷于研究身心灵的人士所发表的专题演讲，也有些患者集中参加直观想象和意象导引工作坊。伊丽莎白本人也曾经亲自投入身心医学研究，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她对艾滋病晚期患者束手无策，尽管对海氏途径深感疑虑，却也别无他法。早期她自己也做过几项研究，结果显示，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忧郁症状，团体心灵治疗和百忧解药物同样有效。她也读过斯坦福医学院戴维·斯皮格尔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团体心灵治疗能够大幅延长乳癌女病患的预期寿命。
伊丽莎白以理性、务实的精神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效应的起因，或许是结合了希望和一相情愿的想法，说不定还加上团体支持所带来的些许信心。她们的心理情况或许有改进，然而她们的淋巴细胞数量，却肯定没有增长。不过，她依旧有些许疑惑，或许这是源自多年以来，她在斯坦福研究院观察父亲做远距观察研究所致。拉塞尔的成就是确凿明证，显示人类和连接万物的场之间，存有某种超感官关系。伊丽莎白本身也常思索，不知道能不能运用远距观察研究成果，以观察到的特殊能力做点其他事情，而非只是用来侦察监测苏联或预测赛马结果。
在1995年，伊丽莎白随后又接到弗雷德·西瑟尔打来的电话。西瑟尔是位心理学家暨研究员，原本做医院行政工作，当时已经退休。他是通过布劳德的老搭档玛莉莲·施利茨的介绍认识伊丽莎白的。当时施利茨在知性科学研究院主持院务，这个研究机构设在索萨利托镇。西瑟尔忙了一辈子，终于有时间研究他所醉心的课题。伊丽莎白拥有特殊背景，正是领导这项研究的合适人选。他接受施利茨的建议去找伊丽莎白，询问她是否可能和自己合作研究远距心灵治疗法。
伊丽莎白并不常祈祷，她从父亲身上不只遗传了俄国人的忧郁神情和黑中泛灰的浓密长发，还继承了对微观现象的热情。科学方法是塔尔格家族唯一信奉的上帝。拉塞尔培养女儿对科学产生热情，还传授她如何以科学解答重大问题。他本人决定要探究世界运作的方式，而他的女儿则选择以人类心灵活动为研究课题。她在13岁时，还施展狡计，从普里布拉姆处谋得一职，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大脑研究实验室工作，负责检视大脑左右半球活动的差别，随后她才决定走正统路线，进入斯坦福研究精神医学。
不过，伊丽莎白对苏联科学研究院依旧非常景仰，她曾经随同父亲到那里参观，当时她便十分佩服这个研究机构，它竟然可以公开从事超心理学实验研究。苏联官方否认有神，俄国人只相信万物可以被区分为两类:真实的或不真实的。美国人的心目中还有个第三类别:宗教，这把若干事物摆在科学研究万难企及的地方。科学家解释不了的一切现象，所有和心灵治疗、祈祷或超常领域(她父亲的研究领域)有关的事项，似乎全都归入这第三个类别。一旦把它纳入这个范畴，就等于正式宣告它不再受任何束缚。
她父亲设计的实验无懈可击，这一点众所周知，他也曾经教导她要尊重一丝不苟、严谨控制的尝试，并重视其结果。她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相信，只要把变量控制纳入实验设计，一切效应都可以被量化。的确，普索夫和塔尔格便连手证实，连超自然奇迹都能够以严谨设计的实验来证明。所得结果就是真理，至于那是否违反研究人员的一切预期就无所谓了。只要是好实验全都“有用”:问题只在于我们或许并不喜欢所得结论。
就连拉塞尔的想法也改变了，他皈依了某种心灵观念，伊丽莎白却依旧保持着冷静的理性态度。在她研读精神医学，接受正统训练期间，始终不忘父亲的教诲:亦步亦趋是好科学的敌人。她在就学期间还会寻找19世纪尘封的精神医学著作，那时现代精神药理学还没有出现，精神病医师则是住在疗养院，写下患者的胡言乱语，试图更深入理解他们的症状。就在原始数据的某处，伊丽莎白相信，在背离该时代教条的地方便藏有真相。
伊丽莎白同意和西瑟尔合作，不过私下完全没把握这能行得通。于是她针对远距心灵治疗做了最彻底的实验。她以手中最晚期的艾滋病患者来测试这种疗法，这群人除了希望和祈祷之外，已别无生路。她就要找出解答，了解祈祷和远距意向能不能治愈绝症。
她开始搜罗心灵治疗证据。这类研究可以被区分为三大类:试图影响孤立细胞或酶的尝试;针对动、植物或微生物的心灵治疗;还有人类研究。其中也包括布劳德和施利茨的所有成果，这些研究显示，人类或许能够影响所有类型的生命过程。还有若干有趣的证据显示，人类对动、植物的可能影响效能。甚至还有若干研究显示:正负向思维和感受好像有办法传达给其他的生物。
20世纪60年代，心灵研究界的先驱人物之一、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家伯纳德·格拉德博士，想验证灵媒治疗师是否能向病患传送能量。格拉德并不采用活人病患，而是使用植物，他设计把植物种子泡进盐水，让种子“生病”，延迟其成长。不过，将种子泡进盐水之前，必须先让一位治疗师把手摆在盐水容器上方，随后才用此容器来收纳其中的一批种子。而另一个未接受治疗师处理的盐水容器，则用来盛装其他种子。种子在两个盐水容器中浸泡过后，接触到治疗师处理过的盐水的那批种子，比另一批长得更高。
接着格拉德提出假设，认为相反的做法也可能产生影响一一负面感受或许能够对种子的成长发挥反向影响。格拉德做了后续研究，他要求数名精神病患者握着里面盛着普通水的容器，这也是要用来让种子发芽。格拉德使用其中一名重度忧郁症患者处理过的水来让种子发芽，结果这名男性忧郁症患者握过的水完全抑制了种子的成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在园艺方面很有成就，而有些人却什么都种不活。
后来格拉德还做了几项实验，以红外光谱分析水中所含的化学成分，结果发现，治疗师处理过的水，分子构造出现细微变化，而且分子间的氢键强度也减弱了，和水暴露在磁体中所受的影响相彷。其他几位科学家也证实了格拉德的发现。
格拉德接着便以小鼠为对象，先在实验室中弄伤小鼠的皮肤。他把几项因子纳入控制，包括人手热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接受过治疗师处理的小鼠，皮肤痊愈速度快得多。格拉德还证明，治疗师能够抑制实验室动物癌症肿瘤的成长，而长了肿瘤但未接受心灵治疗的动物死得较快。
另有些研究也证明，治疗师可以为实验室动物治愈淀粉样物质沉积症以及肿瘤，还有在实验室中诱发的甲状腺肿大。另有些人的科学研究则显示，人类能够影响酵母菌、真菌，甚至分离的癌细胞。其中费城圣约瑟大学的生物学家卡洛尔·纳什发现，人类单凭意志力就能影响细菌的生长率。
杰拉尔德·索尔芬完成了一项巧妙的尝试，证明我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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