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雨林深处，亚求阿族和华欧拉尼族印第安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例行仪式。每天清早，部落族人都在天亮之前就醒来，天色微明便聚在一起，然后当世界绽放光明，他们便分享梦境。这并不只是种消遣或藉此机会来讲述故事:对亚求阿和华欧拉尼族人而言，梦境不只由做梦的人独享，而是由团体共有，每个做梦的人，都只不过是梦境决定借用的容器，藉此来与全族对话。两个部落也都认为，梦境是他们清醒时候的地图。这是种预言，预示他们会有哪些遭遇。他们在梦中和祖先联系，也与宇宙的其余部分产生关联。梦境是现实。他们清醒时候的生活才是虚幻的。
在此处的北方，还有一群科学家也发现，梦境并不属于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在隔音室内睡觉，房间以电磁屏蔽阻隔，他的颅骨贴了若干电极，而这些梦的主人却是索尔·菲尔德斯坦，他是一所市立学院的博士生，就待在几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房间里面，这时正在检视卡洛斯·欧罗兹科·罗梅罗的一幅名为《札巴达党人》的画作-这是幅全景画作，描绘追随埃米里阿诺·札巴达(1879~1919)投入墨西哥革命的志士群像，画中显示风暴将至，斗士协同身披方巾的妇女，在乌云笼罩下迈步前进。菲尔德斯坦遵照指令，藉由意念将这幅影像传达给做梦的人。过了一阵子，做梦的人--心理分析学家威廉·埃尔文博士一-便被唤醒。他告诉他们，他做的梦怪诞离奇，几乎就像是塞西尔·戴米尔的恢弘巨制。他不断看到一幅影像，天象预示灾祸将至，那似乎是墨西哥某种古代文明的情景。
做梦的人是个容器，里面装有外来思维，这是种集体理念，在做梦人之间的微细振动中显现。做梦状态大幅彰显这种关系，因此更为真实。他们清醒时便分处于隔离状态，各自待在不同房间，而在亚马逊人眼中，这才是虚幻的。
在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引发的问题当中，有一项牵涉到思维的从属本质。如果你可以影响机器，于是顺理成章就要提出疑问，思维究竟栖身何方?人类的心灵究竟位于何处?西方文化通常假定，它位于我们的脑中。不过，倘若真相是这样，那么思维或意向又怎么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呢?难道说，思维“位于外界”，在某处?或者有所谓的延伸心灵，一种集体思维?我们所思、所梦，是否影响到其他任何人?
思维传递
威廉·布劳德就在为这类问题劳神苦思。他读了查尔斯·霍诺尔顿完成的几项精神感应研究，就好像采用墨西哥画作的那项研究，而且那算是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项。霍诺尔顿是知名的意识研究者，任职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迈蒙尼德医学中心。在布劳德这样的行为学家眼中，霍诺尔顿研究就相当于一种激进的新教育。
布劳德的言辞温和，思虑周严，举止温文尔雅而又从容不迫，他的脸庞大半布满浓密的胡须。他投入这行之初，原本是名老派心理学家，对有关记忆和学习的心理学以及生物化学特别感兴趣。不过，他的个性也带有漂泊倾向，迷恋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所称的“白乌鸦”(意指罕见现象)。布劳德喜欢异常现象，因为生命中不合常规的事物往往具有颠倒曲解的假设。
就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几年，对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的禁锢也在20世纪60年代松绑，释放了他的想象力。当时布劳德在休斯敦大学任教，讲授记忆、动机和学习等课程。不久之前，他开始对展现人脑惊人特性的研究感兴趣。生物反馈和松弛方面的早期先驱证明，只要依序针对身体各部位集中注意力，我们就能够影响自己的肌肉反应或心跳速率。生物反馈甚至还影响到脑波活动、血压和皮肤表面的电活性，产生可测量的效应。
布劳德还随性投入超感官知觉研究。他在一项研究当中试图传递自己的思维，当时他有一位做催眠工作的学生同意加入研究，他们一起完成了几次精彩传输。他的学生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面就座并接受催眠。那名学生离布劳德很远，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却似乎与他有种精神关联。布劳德用锐器刺手，还把手摆在烛火上方，结果他的学生便有痛楚或烧灼的体验。他看着一幅船舶的照片，学生便谈起一艘船。他把实验室门打开，走进得州的灿烂阳光，结果那名学生便提到太阳。布劳德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完成他这部分实验一一在建筑的另一侧，或离他的学生好几公里远，待在密闭房间里面，所得结果也都相同。
1971年，布劳德29岁时，偶然与米切尔相识，那时米切尔刚完成阿波罗14号任务回到地球。米切尔已经决定要写一本书探讨意识的本质，因此他当时便四处打探，想了解哪里有这类的好研究。那时休斯敦只有布劳德和另一位学者采用可信的方法投入意识本质的研究。因此，他和米切尔自然而然要找上对方。他们开始定期聚会，并针对这个领域的现有研究交换意见。
意向影响力精神感应方面的研究相当多，其中莱因所用的卡片实验就非常成功，米切尔在外层空间也采用了这种做法。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纽约布鲁克林迈蒙尼德医学中心还特设有梦境研究实验室，完成了一批更可靠的研究。蒙塔古·厄尔曼和斯坦利·克里普纳也曾经完成过多项类似墨西哥式绘画的实验，其目的是要鉴定能不能传送思维并将其送入梦境。迈蒙尼德研究相当成功，后来资料送交加州大学，由一位心灵研究的统计学专家负责分析，整个系列得出的成果惊人，正确率达到84%，侥幸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为1/250000。
甚至还有证据显示，有些人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楚。伯克利有一位叫查尔斯·塔特的心理学家，他设计了一个十分残酷的实验，对自己施以电击，想看他能不能将自己的痛楚“传送”出去，并由另一个人接收。接收人与几台机器相连，可以测量心跳速率、血量和其他生理变化。塔特发现，他的接收人都知道他感到痛楚，不过他们并非由意识层级察觉。当他们产生感应，也都是藉由血量减少或心跳加速来留下生理变化的记录一-不过并没有意识知觉。然而若是询问参与者，塔特是在何时接受电击的，他们会表示自己一无所知。
塔特的研究还显示，当两名参与者彼此将对方催眠，他们便能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共通幻觉。他们还宣称，两人曾经有共通的超感官交流，双方都知道对方的思维和感受。
最后，布劳德的“白乌鸦”开始排挤他的学术研究并取而代之。布劳德本人的信仰体系几度经历审慎的小幅变化，这时已经偏离了他原有的观念，不再坚持脑部化学的简单因果方程式，改而采信比较复杂的意识观。他完成几次试探性实验，所得结果骇人听闻，让他深信脑部运作要比化学变化复杂得多--假如在脑中真有这种现象发生的话。
随着布劳德对变换意识和松弛的生理效应愈来愈感兴趣，他也逐渐偏离了他的行为派理论。当时米切尔一直是从专门负责意识研究的机构一心灵科学基金会一-获得赞助。凑巧那个基金会正打算搬到(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需要增聘一位资深科学家。那份工作，还有其在钻研意识本质的实验方面所提供的自由，正是布劳德所向往的。
意识研究界的范围很小。施密特属于基金会的一员，布劳德也很快就遇上了施密特，也见识到他的随机事件发生器。于是布劳德就此开始深思，想知道人类心灵的影响能够到达多远。毕竟，人类和随机事件发生器，都称得上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可塑性和易变性一一变化潜力。这类动态系统始终变化不定，或许就某个层级而论，还很容易受到意志力作用的影响--不管是在量子能级或其他层次。
只要再踏出一小步，布劳德就可以更深入思索，斟酌人类是否能够靠专注力来影响自己的身体，接着他们说不定还能够在他人身上，产生相同的效应。同时，如果我们能够促使无生命的物体(如随机事件发生器)产生秩序，那么说不定我们也能够在其他生物身上建立秩序。这类思维逐步发展，最后演变出一种连肉体都局限不得的意识模型，这种意识如以太般弥漫，进入其他肉体和生物内部并产生影响。
布劳德决定做一系列实验，探索个别意向对其他生物的影响究竟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类研究很难设计，难就难在多数生物都是彻头彻尾的动力系统。参与影响的变量相当多，其中的变化难以测量。布劳德决定从简单的动物开始，接着再慢慢提高演化的复杂程度。他需要的是简单的系统，可以产生若干变化，而且必须很容易进行测量。他的研究恰巧就遇上了理想对象。他发现一种小型刀鱼圭亚那裸背电鳗(学名: Gymnotus carapo)-会发出微弱的电信号，这或许是用来导航的。他可以精确量化这种电信号的方向。只要在小水槽侧边贴上电极，就可以接收这种电鳗发射的电力作用，并在一个示波器屏幕上对产生影响的人实时呈现反馈。研究课题是，受试者能不能改变这种电鳗的游动方向。
蒙古沙鼠也是做研究的好对象，因为它们喜欢跑转轮。这也让布劳德有东西可以测量。他可以将沙鼠跑转轮的速度量化，接着就看受试者能不能以意向让它加快跑速。
布劳德想要测试意向对人类细胞的影响，而且最好是以免疫系统为对象，因为若是有某种外界原动力能够影响免疫系统，那么就大有机会藉此来进行治疗。不过这其中所含的挑战，远非他的实验室所能应对。免疫系统复杂性极高，针对人类意向所做的任何研究，几乎不可能把其中的改变予以量化，也无从断定这种变化从何而生。
拿红细胞来做研究就好多了。若是把红细胞摆进咸度与血浆相等的溶剂，细胞膜便依旧保持完整并能长期存活。在溶剂中添加太多或太少盐分，血球的细胞膜强度就会减弱，最后就要爆裂，于是细胞所含的血红素就会流出并融入溶剂，这个过程就称为“溶血作用”。要控制溶血速率，通常就要改变溶剂所含盐量。既然溶剂会随着溶血作用而逐渐清澈，那么就可以把这种过程量化，求出溶血速率，做法是以称为分光光度计的器具来测量穿透溶剂的光量。这也是很容易测量的一套系统。布劳德决定找几位志愿人员，让他们待在远处的房间里面，并设法测定试管中添加的盐分一旦达到致命含量，这时他们能不能单凭意念来减缓细胞的溶血速率，“保护”这些细胞不至于爆裂。
这批研究全部成功。布劳德的志愿者都能够改变电鳗的方向，加快沙鼠的跑速，并保护人类的红细胞，而且成效显著。时机成熟，布劳德打算进一步以人类为对象来做研究，不过他必须找到办法来分离生理效应。有种理想的装置具有这个功能，那是警方都知道的仪器，可以测量皮肤电活动(EDA)。进行测谎试验时，只要皮肤导电率提高，都可以用这种机器来测得，这是由于汗腺作用提高的所致，而汗腺活性则是由交感神经系统来支配。医师能够以心电图仪和脑电图仪，分别测量心脏和脑部的电活性，同样，测谎器也能够发现皮肤电活动提高现象。若皮肤电活动读数提高的，便显示支配情绪状态的交感神经系统正在超速运作。这就显示，压力、情绪或心情起伏不定一任何高涨激动情况，这就是某人撒谎时，比较有可能出现的反应。这些往往都被称为“战斗或逃逸”反应，当我们面对险境或在令自己心烦的处境时，情况还要更为明显:我们的心脏猛跳，我们的瞳孔扩张，我们的皮肤渗出更多汗水，我们的肢端血液流失，输往最需要供血的身体部位。于是若是受试者在接受测谎之前，交感神经系统先承受了压力，这时藉由这类读数，便能够测得无意识反应，而且甚至在受试者察觉之前就办得到。同理，若所测皮肤电活动程度很低，便显示压力极小，处于安详状态一-这就是讲实话的自然状态。
布劳德展开了以人类为对象的实验，后来这还成为他的招牌研究之一:被人凝视的效应。钻研意识本质的研究人员特别喜欢这种现象，因为这是比较容易判定成败的超感官实验。进行思维传送研究要考虑许多变量，才能断定接收者的反应与传送者的思维是否相符。做凝视举动之时，接收者或有所觉或不知情。处理这种主观感受，充其量也只能简化到这个程度，成为随机事件发生器的单纯二元选项。
在布劳德这里，凝视和被凝视变成一门艺术，是观察者的天堂。参与者被安置在房间里面，贴上氯化银掌部电极(皮肤电阻放大器)，并与一台计算机相连。此外，房间里面就只有一件设备，一台日立牌VM-2250型彩色摄像机，被当做暗中监视的工具。这台小型摄像机和摆在另一个房间里面的19英寸新力牌特俪霓虹电视机相连，彼此相隔两条走道和四个房门。这样一来，负责凝视的人就可以安详地观看受试者，而且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感官线索。
凝视者的动作脚本完全由概率决定，所用的概率则是种巧妙的数学计算结果一一由计算机随机演算求得。每当脚本规定开始凝视，负责凝视的人便紧盯荧光幕上的受试者，试图引起受试者的注意。同时，被凝视的人则是待在另一个房间，斜靠躺椅轻松就座，还可以按指示任凭思绪飞扬，只是别去揣测自己是不是被人凝视就好。
布劳德做了16次这个实验。就多数例子而言，被凝视的人在凝视时段所表现的皮肤电活动，都明显高于概率预期值(59%的实际值对50%的预期值)--尽管他们在意识上并没有察觉。第二批参与者进行时，布劳德决定尝试不同的做法。这次实验中，他让双方先彼此见面。他要他们连续做几种练习，其中包括凝视对方的双眼，同时在谈话时专心注视对方。练习的目的是要舒缓被凝视的不安感，同时也要让他们彼此相识。当这组受试者进行尝试之时，他们产生的结果便与前面几次实验相反。当他们被凝视之际，心神正处于最安详的状况。这就像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种心理症状)，被囚禁的人爱上狱卒，负责凝视的人也开始爱恋被凝视者。这也可以说，他们被凝视成瘾。他们被凝视时会比较轻松，就算距离很远也是如此，而且一旦没有人观看，他们还会觉得怅然若失。
根据这批最新研究，布劳德愈来愈相信人类有办法和远处的眼光交流并作出反应，就算本身没有察觉也无妨。就像在塔特的电击下的那群人士，被凝视的人也丝毫没有察觉这点。这种知觉只发生于潜在意识的深层。
这项研究是个重大启示，引出一项重要因素--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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