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量子物理学领域，量子的相干性是指次原子粒子能够协同运作。这种次原子波或次原子粒子，不只彼此知道对方，还借由寻常电磁场带紧密互联，于是它们便能相互沟通。它们就像全都开始共振的大批音叉，随着波动同相或同步运作，它们便开始像一股壮阔的波动和一颗巨大的次原子粒子那样运作，这时的它们很难区分彼此。单波中常见的诡异量子效应，有许多也适用于整体。对其中之一的作为，也会影响其他。
相干性构成沟通，这就像是次原子电话网络。相干性愈好，电话网络也就愈精密，电话机的波图样也会愈细致。最后的结果便是类似一支大型管弦乐队，所有光子各自扮演一种乐器，单独奏出分部曲调的合奏演出，但听众很难从中分辨出任何一种乐器。
波普还目睹了一种更奇妙的现象，他发现有生命系统的潜在最高阶量子序，也就是相干性。这种相干性称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通常只能在超流体或超导体等原料物质中才观测得到，而且必须在非常低温、只高于绝对零度几度的实验室才行，在温热、杂乱的生物环境是无从观测的。
身体指挥家——光子
波普开始思考自然界的光。当然，植物有光，那是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能源。他认为，我们吃植物粮食，自然也摄取光子并储存起来。比如，我们吃了一些青花菜，接着把它消化掉，通过新陈代谢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再加上经由光合作用储存在里面的阳光。我们吸取二氧化碳，排出水分，至于光，那是种电磁波，则必须储存起来。当光子被身体吸收，其所含能量便会耗散，最后从最低到最高频率，均匀分布于整个电磁波谱。于是，这种能量便成为我们体内一切分子的驱动力量。
光子启动身体的处理程序，它们就像是指挥家，分别启动每件乐器，集结形成合奏。它们在不同频率分别有不同的功能。波普进行实验，发现细胞分子对特定频率产生反应，而且特定频率区间的光子振动也会激发身体的其他分子，产生各种不同的频率。还有，借由光波也能解释为什么身体能够瞬间以不同部位来应付复杂的功能，或者同时进行两件或更多事项。他后来将其称之为“生物光子发射”，这类作用可以构成完美的沟通系统，在生物体内传输信息到许多细胞。不过，其中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疑问：光子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知道，当在DNA样本上使用溴化乙啶染色剂时，这种化学物质会自行嵌入双螺旋的碱基对中促使螺旋松开。因此波普的一位天资聪慧的学生说服他试做一项实验，这位学生提议在使用溴化乙啶后，设法测量样本发出的光量。波普发现，当溴化乙啶浓度愈高，松开的DNA就愈多，发出的光也愈强烈，而当浓度愈低，发射的光则愈微弱。他还发现，DNA能够射出的频率范围极大，而且有些频率还似乎与若干功能有连带关系。倘若DNA能够储存这种光，那么松开时所发射的光量自然也会更多。
根据这些实验和其他若干研究，波普了解到，DNA是最重要的光储备和生物光子发射来源之一。DNA肯定就好比生物体内的最主要音叉，能够击出特定频率，于是其他若干分子也会随之共振。照这整个情形来看，波普很有可能找到了近代DNA理论的遗失环节，而且还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生物学中无与伦比的重大奇迹：单一细胞转变为完整人身的方式。
难解的谜团
生物学的一项重大谜团是人类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是如何构成几何造型的。现代科学界大致上都能了解人类如何长出黑眼珠并拥有七尺之躯，甚至还能明白细胞如何分裂。不过这些细胞到底如何判断在建构过程的每个阶段该如何自处，让手臂长成手臂而不至于长出腿的问题就难解得多。另一个谜团是细胞的组织机制如何能够有条理地聚集，组成类似人形的立体造型。
科学界提出的解释通常都牵涉到分子间的化学交互作用，而且也会提到DNA盘绕成双螺旋的遗传编码，包含身体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蓝图。每条DNA螺旋（或称为染色体）都包含核苷酸长链，核苷酸也称为碱基，由四种成分构成（简写分别用ATCG表示），而且每个人体内的碱基排列方式都各不相同。人体内有1000兆个细胞，每个都有完全相同的23对染色体，也全都包含核苷酸。最为人采信的观点是基因按照一种遗传“程序”来共同运作并决定造型，或者根据理查德·道金斯等新达尔文派学者的观点，这群基因就像芝加哥恶棍般无情，它们有能力塑造外形，我们都是“生存机器”——经过盲目规划的自动控制载体，目的就是要保存称为“基因”的利己分子。
这个理论倡言DNA是人体内部的饱学之士——建筑师、营造大师以及核心引擎室，只运用蛋白质建材作为工具，便能够进行这种奇妙的活动。按照现代的科学观点，DNA有办法采用某种方式来制造身体，并且只要有选择性地关闭或启动若干段落（基因），就可以全盘引导身体的一切机能活动。基因的核苷酸（或遗传指令）先选出若干RNA分子，接着便由RNA负责从氨基酸系统当中选出遗传“单字”，以此来制造特定的蛋白质。照理这些蛋白质便能够建造身体，同时也能够启动或关闭细胞内部的所有化学过程，最后便是以这些化学作用来控制身体运作。
蛋白质对身体机能有重大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达尔文派学说仍无法解释DNA如何知道何时该进行这种协调工作，也无法解释这一切盲目触碰、相互诱发的化学作用为什么都能同时发生。每个细胞平均每秒都要经历约十万种化学反应，这一套过程同时在身体所有细胞里面一再重复，任一时刻都有几十亿种化学反应，此起彼落，不断上演。这个关键时机肯定大有讲究，因为在全身几百万个细胞里面，一旦一项化学过程略有偏差，只需几秒钟，那个人就要自行瓦解了。然而，遗传学家却都没有办法说明，身为控制室的DNA，它是靠哪种反馈机制才得以协调各个基因和每个细胞的活动，让它们构成系统协同运作？是哪种化学或遗传过程告诉特定细胞要长成手而不要变成脚？以及哪种细胞过程该在何时出现？
倘若所有的基因就像某种无从想象的大型管弦乐团那样协同工作，那么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来负责指挥？还有，倘若这些过程全都肇因于分子间的简单化学碰撞，那么速度怎么会那么快，还能够促成生物在每一分钟生活历程中所表现的一致行为？
当受精卵开始复制并发展出后代细胞，它们便根据最后所要扮演的角色，开始组成身体的各式构造和机能。尽管所有后代细胞全都包含同一套染色体，并具有相同的遗传信息，但每种细胞立刻就“知道”该运用不同的遗传信息分别表现不同的行为。所以，每种基因肯定都能“知道”何时该轮到它们上场演出，而不该由其他同伴表演。此外，基于不明原因，这些基因也都能知道该在正确部位制造出多少个各式细胞。因此，每个细胞都必须认识周遭的细胞，才能了解自己该如何纳入这个整体架构。要做到这点，细胞之间自然拥有一套巧妙的沟通方法，而且是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拥有。这种细胞间的巧妙沟通，在我们生活中繁复的每个片刻全都不可或缺。
遗传学家都能了解细胞分化的根本要素就是细胞必须在早期就知道该如何个性化，接着还有办法记住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把这个极重要的信息转达给后代细胞。但是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其步伐又是如何能够如此快速？目前的科学家都仍只是无奈地耸肩。
道金斯自己也承认：“最后究竟是怎样发育为婴儿，其中内情足够让胚胎学家花上几十年时间，说不定还要几个世纪才能真正了解。然而这却是实际发生的事实。”
换句话说，科学家面对这个问题就像是束手无策但求结案的警察，没有经过认真搜证，就先逮捕最可疑的嫌犯，其中细节的确凿证据，有关蛋白质是怎样自行完成这一切成就，则依旧全无正确认识。至于细胞在此过程中的协力运作，生化学家其实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英国生物学家鲁伯特·谢尔德雷克针对这种研究途径，持续不懈地发起了强劲的挑战，他举出论据表示，用基因活化以及蛋白质来解释外形发育实在是说不通，也不比用营建工地的建材运输作业来说明那处房屋建筑的结构更高明。他还说，现有的遗传理论也无法解释发育中的系统如何自动调节，以及当系统在成长过程中增添或移除某一部分时，又是如何正常发育，而且理论也不能解释生物如何再生——替换遗失或受损的构造。
谢尔德雷克在印度参加苦行团活动时，突然灵感爆发，他设想一种“构形因果假设”，认为自发组织型活物——从分子和有机体到社会，甚至包括完整星系——全都是由“形态场”塑造成形。这种场和纵贯文化和时间的相似系统构成一种形态共振（一种累积记忆），因此各种动物、植物都不仅能够“记得”该呈现哪种相貌，还知道该怎样作用。谢尔德雷克除了采用“形态场”一词，还自创了一整套语汇，描述从分子到社会体等生物体系的自我组织特质。根据他的观点，“形态共振”就是“同类物在跨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相互影响”。他相信这类场（他还认为这类场的数量很多）天生记得正确的外形和形式，并能跨越不同的年代形成影响，因此和电磁场并不相同。我们知道的愈多，其他人就愈容易追随我们的脚步。
谢尔德雷克构思出的理论既漂亮又简单。然而，他自己也承认，这项理论并没有说明一切现象背后的物理学原理，也没有解释这些场怎么有可能储存这类信息。
针对生物光子发射课题，波普认为他能够解答这种形态发生的问题，还能说明“完形建构作用”（细胞的协调和沟通作用）——这种现象只出现于具有单一核心协调单元的完整体系。波普以实验证明，这类弱光发射便足以协调身体运作，而且由于这类沟通都是发生在量子能级，因此发射强度必须很弱，同时也只有在较大尺度的世界，才能感受到较强的光度。
波普开始钻研这个领域，他发现之前已经有众多前辈为自己奠定基础。根据他们的研究推测，有种电磁辐射场，不知为何能够引导细胞体生长。“有丝分裂辐射”的初步成就，得归功于苏联科学家亚历山大·古维奇。古维奇于20世纪20年代在洋葱根内发现这种辐射，名字也是他起的。古维奇假定，促成生物体形成构造的起因或许就是种场，并不只是化学物质而已。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大半都属于理论范畴，但后来的研究人员则能够证明，组织发出的弱辐射能够激发同一有机体内的相邻组织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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