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那么从统计观点考虑，尽管正面次数稍多，却依旧完全符合统计概率。
不过，倘若抛掷同一个硬币200万次，结果抛出102万次正面，这就代表其中有极大的误差，偏离了概率比例。随机事件发生器一类试验的效应极微弱，因此不能靠单一或小型研究，必须结合庞大的数据，这样才能够由逐步偏离预期值的结果，“综合”得出显著的统计偏误。
雅恩和邓恩初步完成5000次研究之后，两人便决定取出资料，计算至此出现了哪种情况。两人在一个周日傍晚来到雅恩家中。他们开始在图上标示出每位操作员的平均结果。每次操作员试图影响机器产生高点(正面)，他们就用小红点来表示，若操作员想要产生低点(反面)，那么就使用小绿点来代表。
做完之后，两人便检视所得结果。若是结果并没有偏离概率，两道钟形曲线就会叠加出现在概率钟形曲线之上，平均值为100。
他们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两种影响企图分别朝不同方向发展。红色钟形曲线(代表“高点”意向)偏向概率平均值的右侧，而绿色的钟形曲线则是偏向左侧。就设计来看，这项研究十分严谨，然而参与研究的人一全都是普通人，其中并没有通灵高人一-却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办法光凭意志作用就影响到机器的随机运作。
雅恩看完资料，坐在椅子上休息，抬眼与邓恩对视。“这非常好。”他说。
邓恩满脸狐疑地盯着他看。他们正以科学严谨的方式和精准技术得出证据，确认之前还被归为神秘体验，隶属于最偏颇的科幻领域的观念。他们已经就人类意识方面，针对某种革新观点获得明证。将来某一天，这项研究或许就会带头开创量子物理学新局。没错，他们掌握的结果凌驾于当代科学所能到达的范围之上--这或许是一种新科学的开端。
“你说‘这非常好’是什么意思?”她回答道，“这完完全全……难以置信!"
就连雅恩这种谨言慎行，不喜欢故作姿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当他看着散置在他餐桌上的图表，从现有的科学语汇中，他完全找不出任何字眼来解释这些结果。
邓恩提议把他们的机器改得更亲和，也把环境改得更舒适来激发“共振”，因为，参与者和他们的机器之间显然会产生共振。雅恩开始开发一批精巧的机械、光学和电子随机装置-一件晃动的摆锤;一个喷泉式饮水机;一组随机变换漂亮影像的计算机屏幕;一台活动式随机事件发生器，上面插满可以在台面上随机来回移动的短柱;还有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实验室的杰作，一组随机滚落式机械弹子台。机器装在墙上，不用时看来就像台巨型钢珠弹球机，台上有330根短柱，外框长宽各约为1.8米和3米。启动之后，9000颗聚苯乙烯球便纷纷碰柱滚落，为时只有12分钟，并堆放在任一集球箱中(总共有19个集球箱)，最后便堆出一种类似钟形曲线的造型。邓恩在随机事件发生器上摆了一只玩具蛙，还花时间选择漂亮的计算机影像，于是参与者可以选定某幅影像，多瞧上几眼，这就算是得到了“奖赏”。他们装上木制镶板，开始搜集泰迪熊玩具，他们还让参与者休息，请他们吃点心。
一年一年过去了，雅恩和邓恩不断进行冗长的工作，搜集的资料堆积如山一最后这还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远距意向研究界无出其右。他们多次暂停手边工作，分析截至当时所累积的全套结果。在那12年间，完成将近2500万次尝试，最后结果显示，在所有尝试当中，有52%是朝着预期方向产生偏差，而综合所有结果，最终在91位操作员里面有接近2/3如他们所愿，成功影响了机器的偏向。不管使用了哪种机器，结果都是如此。其他一切状况包括参与者观看机器的方式、他们专注凝神的强度、照明、背景噪音，甚至是否有其他人在场一对所得结果似乎都毫无影响。只要这群男女参与者凝神要机器记录正、反结果，就能够产生若干影响，而且成功次数也能明显提高。
不同人所产生的结果互异(有些时候正面次数超过反面，就算是他们凝神期望造成相反的结果亦然)。不过许多操作员都各有“招牌”结果。彼得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正面多于反面，而保罗则是相反。而且不管是使用哪种机器，各个操作员往往都会分别得出独特的结果。这显示这种过程是种普遍现象，并不只是发生于特定交互作用之中或特定人士身上。
1987年，迪安·雷丁和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团队的罗杰·纳尔逊也加入研究，这两位心理学博士把当时完成的800多次随机事件发生器实验结合了起来。这个合并的成果取材自68位研究人员，包括施密特和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团队所完成的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能够影响机器，有51%的次数如愿产生结果，而概率期望值则为50%。这些结果和早期的两篇评论相仿，也与一篇针对许多骰子实验所作的综合评述雷同。这些研究当中，仍旧是以施密特所得结果最为精彩，其
如愿概率蹿升到54%。
不管是51%或54%，看来都不十分显著，但就统计来讲，这却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倘若沿用雷丁和纳尔逊的方式，综合所有研究，进行所谓的“后设分析”，那么出现这种整体得分的概率就为万亿分之一。雷丁和纳尔逊做后设分析之时，甚至还把随机事件发生器研究最常被批评的项目也纳入了考虑范围。他们的做法是针对实验程序、数据或设备，设定16项判别准则，据此评断各项实验的整体数据，并给每项实验打一个质量分数。有一篇比较新的后设分析，评述了从1959年到2000年的随机事件发生器研究数据，也得到类似结果。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还得出结论，认为随机事件发生器的尝试结果，无法以概率来解释。
效应值是以一个数值来代表，反映研究变化或研究结果的实际数值。计算过程要把参与者人数和试验时段等变数纳入。有些药物研究是把使用药物产生阳性效果的人数，除以参与进行尝试的总人数来求出效应值。就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数据库而言，其整体效应值为每小时0.2。就一般而言，介于0到0.3之间的效应值算是很小，若数值介于0.3到0.6之间就算是中等，而只要是高于此数，都可以算是很大。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的效应值都算很小，而就整体而言，随机事件发生器研究的结果，是介于很小到中等之间。不过，和看似具有优异疗效的许多种药物相比，这组效应值却已经大得多了。
有众多研究都显示，普洛尔和阿司匹林都能大幅降低心脏病发作率，特别是号称心脏病预防妙药的阿司匹林。不过，有些大型研究却显示，普洛尔的效应值为0.04，至于阿司匹林则为0.03一或约等于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数据效应值的1/10。有种做法可以简单地断定效应值大小，就是把这个数值转换为100人样本中的存活人数。在生死攸关的医疗情况下，效应值等于0.03，表示在100人当中可以多3个人存活下来，而当效应值等于0.3，则表示在100人当中可以多30个人存活下来。
这里以某种假设情况来说明其中的差别有多大，有种心脏手术，通常在每100个病人当中，有30个人存活下来。假定接受这种手术的病人都使用一种新药，其效应值等于0.3-很接近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的每小时效应值。除了手术之外，还使用这种药物，实际上这会让存活率加倍。医疗效应值提高了0.3，原本救活比例还不到一半的疗法，就会一跃成为让大多数病人都能存活的治疗良方。
另有些人也使用随机事件发生器来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不只是人类才能对物理世界产生这种影响。一位叫勒内·佩奥奇的法国科学家，还使用雅恩的随机事件发生器的振动，完成了一项巧妙的雏鸡实验。雏鸡一孵化，眼前就是一台随机事件发生器，于是藉“铭印”现象，把机器当成它们的“母亲”。然后这台自动机就被摆在鸡笼外面，它还可以四处自由移动，同时佩奥奇也记录了它移动的路径。过了一阵子，证据逐渐明朗--那台自动机向雏鸡移动的次数，超过了任意随机的情况。雏鸡希望和母亲亲近的意愿，成为一种“推定意向”，而且这显然会对机器产生影响，能把它吸引过来。佩奥奇还以初生的兔子为样本完成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他在活动式随机事件发生器上装了一盏灯，能够发出幼兔厌恶的强光。实验数据分析结果便显示，幼兔显然能够以意念不让机器靠近它们。雅恩和邓恩开始构思理论。倘若现实是肇因于意识与环境的微妙互动，那么说不定意识(就像物质的次原子粒子)也是以某种概率系统为基础。量子物理学有一个核心信条，其最早是由德·布罗意提出，这项原则是，次原子实体所表现的行为，可以是粒子形式(一种界定明确而且在空间有固定位置的东西)，也可以是波的形式(不受疆界束缚的扩散影响作用，而且可以穿过、干涉其他的波)。他们开始反思二象性观念，斟酌意识是否也具有这种性质。个别意识分别具有独有的“微粒”分离性，却也能够表现“波状”行为，这时意识便能够穿过一切障碍，跨越任意距离，与物理世界交换信息并进行互动。在某些时候，次原子意识还会与若干次原子物质同调共振--节拍频率相等。他们开始根据这个模型来汇整，结合意识“原子”和普通原子--比如，随机事件发生器的原子--造出一个“意识分子”，而且其整体和构成组件并不相同。原始原子群便各自献出本身实体，构成比较复杂的单一实体。就最基础的层级而言，他们的理论就是在讲，受试者和随机事件发生器是在逐渐发生相干性。
当然，他们的若干结果似乎与这项诠释相符。雅恩和邓恩感到纳闷，若是有两人或更多人协力影响机器，那么他们观察个别受试者所得的微弱效应是否就能够扩大。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实验室以两人配对，连续完成多项研究。每个配对小组都要通力合作来设法影响机器。
本文传播知识，如有侵权，请联系微信tunyi13166124885；本文非处方，如需治病，请联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