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编里，已经举例说明了上下尊卑的名分在夫妇父母子女之间所发生的流弊，并指出还有很多害处。考察名分的由来，形式上虽无异于用强大的力量制服弱小的人，但归根结底，并不一定出自恶念，而是把社会上的人，都认做是愚昧而善良的人，想要加以挽救，施以诱导，并予以教诲或帮助，使他们一切惟尊长的命令是从，虽微小的事情，也不让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只凭尊长的意志任意安排。这样一国的政事，一村的管理，商店的经营和家务的操持，都能收上下一心之效。其主旨好象是把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都当成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一样。
对待十岁前后的儿童，本来不能让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般地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思，给予衣食。儿童只要不违背父母的话，听从指点，那么天冷的时候便会及时准备好棉衣，饥饿的时候就会准备好饮食。他们的衣食，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有什么，自由自在地安然在家里生活着。父母爱子，有如爱护自己的身体，一面加以教育，一面也予以奖励或申斥，但无一不出自真正的爱情。父母子女宛如一体，其乐无比，这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上下的名分也就在其间很自然的建立起来。不过社会上主张名分的人，往往想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社会上去，虽似独具匠心，但极大的错误也就产生在这里。殊不知上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仅能在智力成熟的亲生父母和十岁左右的亲生子女之间实行，至于对他人的儿童，则难于适用。就是亲生子女，等他过了二十岁以后也不能不逐渐改变方针。何况是年岁既长，已经成为大人的一般人之间，更无应用同样方式之理，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现在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村子、一个政府或一个公司，凡是可以名之为人类关系的，都是成人和成人的结合，陌生人和陌生人的交往。要想在这种结合交往上，应用亲生父母子女的方式，岂不很难？可是纵然实际实行很难，而心中想象可能顺利实行的人，依然想把他所想象的办法付诸实施。这也不失为人之常情，而这也就是世间名分之所由产生和**之所以盛行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名分的本源并非恶念，而系某些人凭着想象而勉强制造出来的。
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羊看待。把这个名称公然标榜出来，真是无礼已极。似此视人民如孩童，或把人民当牛羊，如前所述，其最初的本意并不坏，而系按照亲生父母之养育亲生子女，首先认定国君为圣明，而举贤良方正之士为辅，其间无丝毫私心，无半点私欲，其清如水，其直如矢，推己之心及人。抚民以爱护为主，饥馑则给予粮食，遭到火灾则予以扶助救济，使他们能过丰衣足食的安乐生活。国君的德化有如南风的熏陶，人民的景从则如草木之披靡，其柔顺如棉，其浑沌如木石，上下一体，以实现歌舞升平之治世，真象是一幅极乐世界的图画。但如进一步考察事实，即知政府和人民本来不是骨肉至亲，实际只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这就是国法的起源。再进一步来说，以上所说的圣明之君，贤良之士和柔顺的人民，只是一种愿望，可是究竟哪种学校才能培养出符合愿望的尽美尽善的圣君贤臣，哪种教育才能造成这样善良的人民呢？中国自周朝以来，即曾不断为此焦思苦虑，可是直到如今，连一次符合愿望的治世也没有出现。其多次的结局，往往和今日遭受外国人的压迫一样。这也是因为那些并非神明的圣贤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有病乱投医”，妄施小惠以充仁政。其所谓仁政含有强迫性质，企图强使人民“叨沐圣恩”，结果“圣恩”一变而为骚扰，仁政一变而为苛政，怎么还想要人来歌颂太平呢？如果真想歌颂，恐怕只有自己独唱，无人奉和，其谋划之迂阔，可怜亦复可笑。
这种风气，不限于政府，就是商店、学校和神社寺院之中，也同样有这种现象。今举一例来说：商店里面，店主是最熟悉店务的，掌握总账的惟有店主一人。店中虽有各级店员担任各种职务，但各级店员并不明了买卖的全部情况，完全听任店主一人布置：工资任其安排，工作听其分配，买卖的盈亏从总账上也看不出，惟有早晚窥视店主的脸色，才能略知一二。店主面现笑容，即可推知买卖得手，店主愁眉深锁，即可断定生意亏损，此外便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事情。其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想在自己管理的账目上，用笔玩弄不可告人的勾当。那怕店主象猫头鹰似地监视着，也不能如所想象地那样周到。他一心以为店员是循规蹈矩的人，直到发现了亏空，或者店员突然死去，查出篡改了账目，有了大漏洞，这才叹息其不可靠。其实并不是人不可靠，而是**思想之不可靠。店主和店员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其他的陌生人，而店主在盈余分配上并未给店员以适当许诺，待他如对待小孩一样，实在不能不说是店主的失算了。
如上所述，由于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毒害所及，遂形成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叫做伪君子。比如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表面上都装成忠臣的模样，看他的外表，好象是在恪遵君臣上下的名分，其行为举止也象是奉公守法一丝不苟。主君死后，就去守灵；主君生子时，就穿着一身礼服去拜贺。他如新年的祝贺，家庙的参拜，也从无人缺席。他们的口头禅是“贫者士之常，尽忠报国”、“食其禄者死其事”，振振有辞，仿佛马上就准备为君效死，因此一般人很容易受到他们的欺骗。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就是上面所述的伪君子。在诸侯的家臣之中，如果真有忠于职守的人存在，他们的家里就不会积累财富，因为家禄和薪金都有一定的数目，除此之外便没有取得分文银钱的道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在收支相抵后颇有富余，岂非怪事？并且不论是宦途所得也罢，贿赂也罢，总不外乎是抢夺主人的东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监工人员向工匠要求分成，理财人员向往来的商人索取礼物，这些事情，在三百诸侯①的家里习以为常，已成惯例。声言决心为主人效死的忠臣义士，竟在经办采购事务时抽头自肥，成何事体？这可以叫做镀金的伪君子。如有少数正直人员没有受贿的坏名声，就算得是史无前例的名臣，在一藩之中博得好评，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不偷钱的人。人无盗心，并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事，只是在伪君子集团之中有了和普通人一样的人夹杂其间便觉得特别引人注目而已。伪君子之所以多，是由于古人妄想把世上的人都看成是好人，容易驾御，其弊害发展为**压迫，终致饲犬咬了自己的手。所以我再三地说社会上最不可靠的是名分，流毒最大的是**压迫，岂不可怕？
①德川时代有诸侯二百，号称三百。——译者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列举人民不忠实的恶例，实在漫无边际，何况并非人尽如此；而且日本素称仁义之邦，自古以来义士之为主捐躯者甚多。但是我认为：诚然古来不是没有仁义之士，惟其数极少，不值得拿出来说。
在元禄年间①，义气的发扬可以说是盛极一时的。在封禄七万石的赤穗藩里有过义士四十七人。封禄七万石的领域大约有七万人口，如果在七万人口之中仅有义士四十七人，那么在七百万人之中就只有四千七百人。加之人们常说，物换星移人情逐渐浇薄，义气也就日益衰退，想必是不错的。若是从元禄年间到今天，人的义气减少了三成，剩下七成，那么七百万人之中就只有义士三千二百九十人。假定现在日本的人口为三千万，则义士仅有一万四千一百人。以如此有限的人数来保卫日本国家，岂足胜任？就是三岁的孩子也可以算得出来。
①元禄是日本东山天皇的年号，当公元1688—1703年。——译者
根据以上的议论，可知名分之论已经完全破产，但为慎重起见，还要再加补充说明一下。所谓名分，乃是指虚饰的名义而言。既为虚名，则上下尊卑都成了无用的东西。若把虚饰的名义和实际的职分互易其位，那么只要恪守职分，名分也不碍事了。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看作是一国的账房，有支配人民的职分。把人民看成是一国的财东，有供给国用的职分。文官的职分是议定政治法制，武官的职分是服从命令，效命疆场。此外学者和商人也都有其一定的职分。可是一知半解平步青云的人，听了名分无用的说法，很快地就连自己的职分也忘掉了。他们在民间破坏政府的法纪，用政府的命令干涉民营产业。军队干预政治，擅自兴兵，文官处于武官威力之下，只好任其摆布。果真如此，则国将大乱。不彻底了解自由自主的真实意义，违法乱纪的骚乱必因之而起。总之名分和职分，文字相似而其旨趣完全不同，学者切勿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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