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编曾将学问的旨趣分两类加以讨论。大意是说吾人不可只以一人一家的衣食为满足。因为人们生来就赋有比此更高的义务，那就是必须投入人类社会，并以成员之一的身分，努力为社会服务。
研究学问时立志必须远大。做饭，烧洗澡水是学问，议论天下大事也是学问，但解决一家的生活易，而筹措天下的经济难。大凡世间的事物，易得的不足为贵，物品之所以可贵是由于得来不易。而据我所知，现在的学者似有舍难就易之弊。在从前的封建时代，学者或有所得，但因社会上的机会似乎很有限，无法施展其所学，便不得不再求上进。这样的学风虽不甚好，而其勤于读书，力求学识渊博，诚非现在的人所能及。现在的学者则不然，他们可以边学边实地使用。例如当了三年洋学生，仅学到一些历史、物理书籍，就号称洋学教师，可以开设学校，又可以受聘充当教授，或担任政府官吏，获得大用。还有更容易的，就是念几本流行的翻译书，在社会上到处奔走，访听些国内外新闻，即进行投机，并且一登仕途，就摆起官架子来。如果这样的情况形成风气，那么世间的学问就绝对达不到高深的境界了。用轻视的笔调来形容学者虽非所宜，但如替这些人算一笔账，他们入学读书一年，所费不过百圆，三年之间不过投下资本三百圆，出校后一月就能获得六七十圆的利益，这就是洋学生的生意经。至于那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而作官的人，还不用花费三百圆的本钱，则每月的薪金就成了纯利。社会上那里还有利益这样大的买卖呢？恐怕就是高利贷也要退避三舍了。原来物价的高低是根据社会需要的多寡而定的。现在从政府机关起，各方面都急于使用洋学生，因此他们很时行。当然我并不敢责备那些洋学生投机取巧，也不敢诽谤使用者方面的蠢笨，只是认为这些学生尚须艰苦忍耐三五年，认真努力求得实学，然后任事，才能有大的成就。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全国的智德增进，也才能和西洋各国的文明争个短长。
现在的学者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从事学问呢？不是说为了追求独立不羁的大义和恢复自由自主的权利吗？既然谈到自由独立，自然也必须考虑到其字义中包含的义务。所谓独立，不仅是居住一所房屋，衣食不仰赖别人而已，这只是内在的义务；进一步谈到外在的义务时，就应该无愧于身居日本的日本人这一名称，与国人共同努力，使国家获得自由独立的地位，才能说完全尽了内在外在的义务。所以只顾一家衣食的人，只能说是一家独立的家长，尚不能称为独立的日本人。
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现在我国的海陆军能和西洋的军队交战吗？决不能。现在我国的学术能教导西洋人吗？不但不能，反而向其学习唯恐不及。所以在外国有留学生，在国内有雇用的外籍教师，政府各部、局、学校以至于府县、港口，都雇用了外国人。甚或私立的公司和学校，在兴办新事业时，大多亦必首先雇用外人，付给优厚的报酬，依赖他们。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虽系一般人的口头禅，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好象我们只有短处，他们只有长处。自从我国打破了数百年来闭关自守的锁国状态，蓦然和文明人接触以来，其状况有似水火之不相容。为了调整这种关系，就雇用他们的人，或购买他们的物品，以应急需，而调节水火相克的矛盾。如系迫不得已，才仰赖他们一时的供给，自然不能就说是国家的失策。然而依赖外国货物，只图本国使用方便，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仅将此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聊以自慰，那么所谓一时权宜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如何才能掌握不须仰赖他人而能自给的方法呢？这个期望是很难实现的，只有静待我国现在学者们的成就，即除这些学者能设法供应本国需用的物资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这就是学者们所担负的迫切责任。现在我国雇用的外国人，可以说是我国未成熟的学者们的代理人；现在我国购买外货，是由于我国工业幼稚，所以暂以金钱换来，以便使用。为了雇用外人和购买外货而花费金钱，是由于我国学术尚不如外人，这使日本的财富流于外国，实在可惜，对学者来说也是可耻的。
一个人对于前途必须抱有希望，如对前途无望，社会上就没有努力工作的人了。预想明天的幸福，能安慰今天的不幸；为了来年的快乐，才忍受今年的痛苦。从前世事都受制于旧的规范，有志之士也没有可以期望的目的。今则不然，由于限制的消除，恰似替学者开辟了新的世界，达到可以担负天下任何事业的地位。诸如务农、经商、治学、为官、着书、办报、**律、学艺术、创办工业、开设议院等等，百般事业，都可进行。这些事业的成就，不是在国内与兄弟阋墙，而是和外国人作智力竞争。这一智战的胜利可以提高我国的地位，反之就会降低，因此可以说希望很大，目标亦甚明确。当然兴办的社会事业有先后缓急之别，但是国家所必不可缺的事业，则须依靠各人贡献所长，从现在就开始研究。如系通晓处世义务的人，决没有在这个时候袖手旁观之理，愿我辈学者奋勉之！
由此可见，现在的学者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我们对于只知治人而不知修身的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根本没有好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本书第一编起就主张人民权利平等，并力言人人各尽其责、自食其力的重要。但是仅只自食其力，还不能算是达成了学问的趣旨。比如这里有一个沉湎酒色、放荡无赖的子弟，要用什么方法来挽救他呢？要把他导入为人的正轨，必须首先禁止其酗酒，制止其冶游，然后使他从事相当的职业。在他没有戒绝酒色以前，还不足以谈到振兴家业。即令此人不沉湎酒色，也不能说他有道德，只算是于世无害的人，仍难免被称为无用的长物。如果他不仅戒绝酒色，并进而从事职业，能自养其身，有益于家庭，这才可以说他是个普通的青年。此即自食其力之说。
我国士族以上的人，溺于千百年来的旧习，不知衣食为何物，也不懂致富的由来，傲然认为不劳而食是他的天然权利，这就和沉湎酒色，忘乎所以的人一样。这时对于这些人，只有提倡自食其力之说以惊醒其迷梦，除此再无别法，又岂能劝他们探求高尚的学问和恪守有益于世的大义呢？如果这样劝导他们，那就等于梦中上学，他们的学问也就是梦中之梦了。这就是我们专门主张自食其力，并不劝他们研究真正学问的缘由；所以这只是普遍地忠告尸位素餐之辈，并非晓喻学者之言。
最近听说中津旧友中间有早在就学期间就讲谋生之道的。固然轻视生计是错误的，而人的才智也有长短，并且考虑个人前途亦属必要，但如互相效尤，势必争谋生计，则恐英俊青年不能成器。为其本人计固属可悲，为国家社会计也是可惜的。谋生虽然困难，但为一家的生活打算，与其很早就挣钱使用以求小康，却不如勤学节约以待大成，这样学问亦可期渊博。所以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巨商；学者不要贪图小康，而须不怕粗衣淡食和寒暑之苦，不怕碾米采薪之劳。人们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学，人的食物，并不限于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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